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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张第十九

论语别裁 | 作者:南怀瑾 | 更新时间:2017-05-10 22:47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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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篇的记载,与上论第九篇《子罕篇》性质有相同之处。《子罕》这一篇,记载当时孔子做学问、言论、行为的实际教育理论,现在《子张第十九》这一篇,讲到孔子的学生乃至门人,受孔子教育以后,对于孔门道学的发挥。

子张曰:士,见危致命,见得思义,祭思敬,丧思哀,其可已矣。

上面所说的,在孔子的言论中间,提到什么要紧的事,都是“君子、君子”,到了这里,子张提出来的是“士”,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先后时代上的稍有不同。中国的“士”,我们曾提到过的,每十个青年中选一个比较有学问、能力强的人为士,这是中国的选举雏形,现在的选举是西方式的,中国古代的选举精神,一直到汉代,表面上都是如此,真正自由 民主 的选举,推出来为社稷服务的就是“士”。现在子张说,为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士?这个知识分子的观念与现在稍有不同,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为人群需要的“儒”。“人之需也”,子张说一个知识分子要“见危致命”,看到国家社会艰难的时候,只好出来,挑起这个责任。在《礼记》中也有过同样的话。如我们经常标榜的文天祥,他之当宰相,是很可怜的任务,等到南宋末代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,才发表的,他本可以不干,换句话说你们吃肉过好日子的时候不要我,现在却要我了!但文天祥可没有这个不争气的观念,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所谓“见危致命”的典型,艰难危险的时候,你既然要我,我就来了,准备这条命赔进去。

当然,除了文天祥以外,历史上许多开创的时代中,也有很好的事例,不过,对于成功的一面,大家觉得不够醒目,所以未提。例如郭子仪,便是一个见危致命的典型。“见得思义”,就是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,或者有功劳酬庸的时候,就要考虑了。“思义”就是考虑是否为我们本分所应得的?不能随便得。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要求一个知识分子,士大夫阶级的所谓“儒者”,是这样严格:最艰难困苦的由我担,好的由你们大家拿去,我不一定要。

中国古代文化对于祭祀天地祖先鬼神,非常重视,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,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,虽然看起来是迷信,其实有重大的意义,当然祭祀行礼的时候,要规规矩矩,如面对神灵。现代的科学只是讲看得见的一面,还有看不见的一面,正在摸索。这看不见的一面,至少现在科学还无法证明有没有,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不敢说没有,所以对天人之间的祭祀要“思敬”。

“丧思哀”,死了人是丧,这是狭义的讲面对丧事要有沉哀的心情,如讲中国《礼记》,这个丧字包括有更大的意义,如时代的失败。今日在座的人,相处此地,内心都有无比的悲愤,都应有责任问题的痛思。子张说要做到了这四点,才够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,不愧为一个读书人。这一点我们要认清,自己的国家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、读书人,构成为士的条件有如此之难。

孔子去世以后,子张在教学生,也就是继承了孔子精神,从事社会教育。

子张曰:执德不弘,信道不笃,焉能为有?焉能为亡?

这八个字很难。“执德不弘”,执就是抓住,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为中心。“德”是广义的,包括道德之德,真理。我们普通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德,譬如看到别人做好事,心里一定肃然起敬,看到人家有好画,心里也很欣赏,读书时感到书中的道理很对,也很开心。但是我们照着做了没有?没有,这就是“执德不弘”。我们没有这样远大,我们也服从真理,看见好人好事也很钦佩,但是自己做起来,没有那么积极,不能发挥。“信道不笃”的“道”并不只是宗教的“道”,包括一切真理。我们人生的体会,有时明明知道是这个道理,但到处理事情的时候,自己的个性、脾气一来,就不管道理了,这就是“信道不笃”,不踏实。上面这八个字,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,老实讲不但是普通人如此,有许多宗教徒也如此,他们对信仰应该是坚定,但据经验看来,有时候只好对他们付之一笑,常常发觉他们都是“执德不弘,信道不笃。”他不见得对那个宗教真正有认识、有信仰,像这种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,“焉能为有”,他得意就会得意忘形,忘记了自己。让他失意也不可以,“焉能为亡”!他又会失意忘形。换句话说,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人生观,自己没有中心思想,受环境的转变,有的人没事做时,会很痛苦,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修养,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闲居,就没有关系,否则的话,闲居时就很可怜,这情形就是子张这个话,“焉能为有?焉能为亡?”子张认为要做到“执德能弘,信道能笃。”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。能处有处无,坦然自在。

有容德乃大

子张、子夏这些人都是同学,孔子去世后,子张在教学,子夏也在教学,后来荀子这一派都是由子夏这一派流出来的。子张、子夏都有学生,有一天有这样一件事:

子夏之门人,问 于子张。子张曰:子夏云何?对曰:子夏曰:可者与之,其不可者拒之。子张曰:异乎吾所闻,君子尊贤而容众,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,于人何所不容?我之不贤与,人将拒我,如之何其拒人也?

子夏的学生,碰到师叔(子张少子夏四岁),就问师叔什么是 朋友之道,子张就反过来先问,你的老师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呢?子夏的学生说,我们老师教我们,对于可以 的朋友,就和他往来作朋友,不可以 的朋友,就距离远一点。子张就说,那对不住,我当时听到我们的老师孔子所教我们的,和你老师所教你的不一样。(子张也蛮会讲话,他并不说你们的老师讲错了。)我所听到我们老师是说,一个人处社会 朋友要尊贤,有学问有道德的值得尊敬,而对于一般没有道德、没有学问的人要包容他,对于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励他,对不好的,差的人要同情他。假定我是一个有道德修养,有学问的人,自己是个君子,那么对哪一个不可以包容呢?假如我自己是一个混蛋,那么自己不必拒绝人,人家先讨厌我了,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?

这一段记载得很老实,就是讲子张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。一个教育,一个思想,到了第三代就大变。好比三民主 义思想,到现在考试起来就很难。这是说一个学问的发挥,到了第二代,第三代,范围扩充了,方向就两样,这是第一个观点。第二个观点,就看到子张的见解,比子夏的见解是高明一点,作人的道理是应该如此;对于不及我们的人,不必讨厌他,要同情他,能够帮助的就尽量帮助他,即使不能帮助也要包容人,原谅人家一点。如果自己是对的,当然要助人,自己不对就免谈,所以子张的见解是比子夏高明。

雕虫小技大有可观

子夏曰:虽小道,必有可观者焉,致远恐泥,是以君子不为也。

这是讲学问和人生修养的道理。子夏说,人生天地间的学问,分门别类,不止一种,虽然有很多小道,如下棋、写中国字、作诗、刻图章,甚至于打牌吧,这些都不是什么大学问,只是小道,古人所谓雕虫小技,但也是学问,并不简单,都很难,如果深入去研究,都会有所成就。但为什么它是小道呢?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思想,前面的目标不放远大,专抓一点小成就当成大学问,就被困住了,像掉进泥坑里去了,爬不起来,所以君子不取小道,宁可走大路。但现在时代不同了,这个事也很难讲,譬如八股文,写文章也是小道,但现代的青年连小道都做不好。

讲人生修养,一个大丈夫,不管对哪门学问,都要能入乎其内,出乎其外,不要被它困住了。因此,反过来讲,对于下棋、打牌等等,能入乎其内,出乎其外,不被它困住的,不能不算是学问。如困住了的话,就变成了“致远恐泥”。有一个朋友的孩子,在大学读书,成绩很好,文章也好,字也好。我这位朋友还嫌他儿子的毛笔字写得不好,要我劝他的孩子去 毛笔字。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到了用打字机的时代,而且一支笔千余元,一锭墨二千余元,一张宣纸又好几百元,已经写不起了,将来孩子学成能创业,何必一定要书法好?正是:“销磨百代英雄气,殿体诗书八股文。”殿体书又名殿阁体或台阁体,就是在皇帝面前应试所写的字体,现在印刷界称之为“正楷字”的。这些都是小道。但是现在很可怜了,没有真正的文化,人家外国人来看中国文化,我们拿什么给人家看?动辄到故宫博物院。到了故宫博物院,心里一个惭愧的念头——沾祖宗的光!我们这一代有什么给人家看?我们自己真值得反省,我们只拿书画、音乐这些小道当作文化,而且现在还拿不出来,即使拿得出来,也不过只是做做表面工作,在精神思想上,一点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,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因此子夏所讲的小道也有可观,对此实在有很多感愧。

学问无尽 岁月难留

子夏曰: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!

这是子夏告诉学生做学问的道理。我们看到子夏教学生的这两点,真有无限的感慨。子夏说,一个人应该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,每个人都有所缺乏的,不要认为自己有一点知识就满足了,还要再去补充、学习 。每天补充自己所没有的学问,一个月接着一个月,有恒心不丢掉,不忘记所学的,这样才真可说是好学,就是有恒。

子夏曰: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,仁在其中矣。

子夏说,一个人知识要渊博,但是知识越渊博思想越没有中心。这一点大家要研究一下,特别注意,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。不但是现在社会,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,知识渊博的人,思想反而失掉中心。不过也许我这个看法是错的,如果知识渊博,人品又好,修养又有中心,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,这种人很难办,什么都沾不上,软硬都不吃。其实,一般的知识分子,并无可怕之处,都是很安分的。我也常常和学生说笑话,将来时代是你们的,你们还年轻,我也看不见了。你们将来做事,万一碰到知识分子捣乱,很容易办,多送他一点钱,弄一个清高的官给他做,然后给他声色犬马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试看历史上,皇帝们,对付文人很简单,都是这个法子,给什么翰林院,什么大学士,等于一个顾问,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,再赏黄金多少镒,另外赐几个宫女给他,他再也没有精神来惹事了,就完了嘛,很容易安排的。

对人,学问并不一定可贵,但是文人有知识,最喜欢乱叫。我们几十年来,社会乱成这个样子,首先闹的还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识分子。说他真倾向于偏激思想吗?不见得。说他真对什么思想有研究吗?也不见得。他就是借题发挥来闹,对某一人不满意,就借题发挥地闹,结果把一个国家闹成这个样子。这些人也真可怜,没有中心思想,而且多半是穷极无聊,处处不满意,实际上是乡巴佬说朝廷。这就是博学不一定有用,博学要笃志,有一个中心,意志坚定,建立人品,那么知识渊博,有如一颗好的种子,意志的坚定是肥料,培养出花和果来。内在没有一个中心,知识越渊博,思想越危险,觉得样样都有道理,容易动摇,应该是真理只有一个,要把它找出来,所以要笃志。

“切问而近思”,切问就是经验,多听多问。但要注意,中年人都体会得到,人生经验多了,结果容易走上两条路:灰心或怨恨,觉得自己几十年都上当,社会上没有真理。切问包括了经验,所以有了经验还要近思,要真正有思想学问,去体会人生经验就好了。近思有两个意义,一个是思想要有中心,一个是不要想得太虚玄太高远,要切近的平实的思想,人生到底没有什么太高远,不必向外找,我们知道朱熹先生写一本书叫《近思录》,就是取这句话的意义。子夏教育学生,如果能做到这两句话,那么孔子所标榜的“仁”这个学问的中心就有了。

体相圆融 用之不穷

子夏曰:百工居肆以成其事,君子学以致其道。

子夏说,社会上各种做工艺的,自己必须有一工艺场地,才能专心做成他的事情。知识分子的求学,首先要认识,学术知识是一回事情,透过知识还要建立一个东西,这个东西无以名之,称它为道。一切学问为了道而学,知识学问都是为了培植这个道,知识并不就是道。“道”是什么呢?这个问题就像“仁”一样,讨论起来就大了,就麻烦了。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三方面来讲:有它的体,有它的相,有它的用。体就是中心,形而上的。相就是它的现象,譬如全部四书所讲的关于人生的行为思想,都是道的相,这个相为达到人生目的就是用。这是简单的解释“道”的体、相、用。如果严格讲起来太多了,这里不发挥。

子夏曰:小人之过也必文。

讲到人生的修养,后来中国文学中常用“文过饰非”四个字,其出典在此。自己有过错了,粉饰一下,掩护一下。子夏说,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,总想办法说出一套理由,把过错掩盖起来,一个君子自己错了就承认错了,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,和太陽、月亮一样,偶然有一点黑影,大家都看得见,可是等一下就会过,仍不失原有的光明。

子夏曰:君子有三变,望之俨然,即之也 ,听其言也厉。

这是下论曾经提到过赞扬孔子的话。他说一个人有高度的修养,就是君子之人,有三种变相:看起来不可侵犯,实际上跟他一亲近,又非常 和,充满了感情,但听他讲话,尽管他说笑话,但他言语的内容,又非常庄严,不可侵犯的。这是讲有高度修养的人。上论中有这三句话的同义语用来形容孔子,他这里再重提一下,强调君子学养的典型。

浅不言深

子夏曰:君子信而后劳其民,未信,则以为厉己也。信而后谏,未信,则以为谤己也。

这个地方子夏教学生们将来作人处世的道理,上面两句话是讲如何做领人 ,下面两句话,是讲做别人干部,“臣道”应有的态度。他说一个君子,要指挥下面的人,需要他们做事的时候,必须先要建立起来他们对自己的信念,当他们对自己有了信念,然后要他们做事,虽然没有告诉他们所以然,他们仍会做到。当部下对自己还没有信仰的时候,要求他们过多,他会以为是找他麻烦。一个领人 ,在与干部之间没有建立信心以前,虽然是为了干部的利益而想的办法,但干部们反而误会你在利用他们,损害他们的权益。一般人的心理如此,人是最难对付的,所以待人处世必须以信,信之重要在此。

第二点,说明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人,要对主管长官提出建议之前,先要自己估计,有没有在领人 心中建立信任,真正对自己有了信任,再依信任的程度,作适当的建议才对。如果长官对自己的信任还不够,则自己提出来好的意见,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,上级反而误会,怀疑你在毁谤他、反对他,这问题就大了。我们读历史,甚至看《贞观政要》,唐太宗的意见,常常被魏征房玄龄这班大臣碰回去。有人说魏征房玄龄了不起,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,魏征如果没有碰到这种好老板,老早被怀疑了。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,能信任大臣,包容大臣的反对意见。张良何以不找别的老板而找刘邦?也还是刘邦了不起,对他言听计从,这都是说明长官与部下之间,要相互有信,下对上敬信,上对下信任,才有伟大的成就。如互信不够,没有真诚的沟通情感和思想,问题就大了。

大行与小节

子夏曰:大德不逾闲,小德出入可也。

我们要注意,这两句话是子夏说的,平常很多人都误引述是孔子说的,“闲”就是范围,上古的时候没有房门,晚上睡觉,门用木架子挡着就是了。当年在大陆 的西南、西北地区就可看到,一些山洞的门口用木架一挡就算了,并不怕小偷,只防牛羊跑出去,所以叫“闲”。子夏主张大德、大原则不要超出范围,不可以轻易变更,小的毛病大家都有,不要过分责备。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很好了。那么子游说话了:

子游曰:子夏之门人小子,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,抑末也;本之则无,如之何?子夏闻之曰:噫!言游过矣!君子之道,孰先传焉?孰后倦焉?譬诸草木,区以别矣!君子之道,焉可诬也?有始有卒者,其惟圣人乎!

讲到这里,是记载了子夏教学的事。孔子死后,子夏在河西讲学这个阶段的事。他的同学子游说,子夏所教的这些年轻学生们,“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。”这里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六个字,是古人的教育,包括生活的教育、人格的教育,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来一贯的传统。如果有外国人问起我们中国文化教育方面,过去的教育宗旨是什么?我们不是教育专家,专家说的理论是他们的,我们讲句老实话,中国过去的教育,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,也就是生活的教育。美国也讲生活的教育,但美国的生活教育是与职业,与赚钱相配合,而我们过去的生活教育是与人格的建立相配合,不管将来做什么事,人格先要建立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。现在我们的教育跟着西方走,所谓的生活教育,则是美国式的生活教育,教出来的孩子,先以能够谋职业,有饭吃,谋生为第一。这其中差别很大很大,这是教育上一个大问题。当然将来会变,依我的看法非变不可,不变就不得了。社会自然会使它变,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,不是偶然的,到了某一情势、某一阶段,自然会变。

过去孩子们进了学校,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这几件事。“洒扫”就是扫地,搞清洁卫生等,我们现在小学、中学都有,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样,其实是两样的。我们从西方文化学来的教育,制度变了,教务、训导、总务三个独立。等于一个政治,三权分立,三样都不连系,结果三样都失败。教务只教知识没有教学问;训导是空的;总务呢?下意识中就认为是搞钱的。变成了这样,可见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没有检讨,因此学生对学校大体上都是坏印象。中间细微末节的事还很多,譬如老师下命令搞清洁,就没有一个搞好清洁。我经常说搞总务之难,一个好的总务,是宰相的人才,汉代的萧何,就是搞总务的。总务这门学问,在学校里有家政系,(这个翻译得不好,实际上就是内务系。)训练内务人才。但总务始终很难搞好。任何一个机关 体,一上厕所就发现毛病,管总务的也不可能每天去看每一个抽水马桶,这就可见总务上管理之难。至于洒扫方面,现在的青年连地都不会扫,虽然中学小学要扫地,可是拿到扫把挥舞,反而把灰尘扬得满天飞,抹了桌上灰尘,转身反而抹到墙上,连洒扫都没学会,生活教育真不容易。再其次的“应对”,更成问题。现在的学生几乎不会应对,如问他:“贵姓?”他就答:“我贵姓某。”“府上哪里?”他会说:“我府上某地。”就是如此,应对的礼仪没有了,这是大问题。最后“进退”更难了,一件东西该拿不该拿?一件事情该不该做?是大学问,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。如吩咐去向长辈拜年,到了亲友家,该站该坐?站在哪里?坐在哪里?进退之间,作人的道理,都要注意教育,现在这些都没有了。古代的教育,就从洒扫、应对、进退这些地方开始。

中国的古礼,周公之礼,六岁读小学,小学就从这种生活规范学起;进一步八岁十岁认字;十八岁入大学,那是学大人。所以中国文化,小学这个阶段,就是求作人的知识,先培养一个人,然后再讲高深的修养,才是大学之道,这是我们中国过去文化教育的路线。

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可怜,很差劲,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统统没有了,非常严重,这不能全怪学校,几乎每个人都要怪自己,因为现在我们搞得不中不西,不今不古。如果完全西化还好,西方人还是蛮有礼貌的,尽管有的披头散发,像嬉皮一样,他对人还是有一套,很有礼貌,也许他只穿一双胶拖鞋来,但对美国人不必要求这些,因为他们很节省,以头发来说,美国孩子一年中难得有一次上理发馆,普通家庭妇女,都是自己动手的,节省得很,只有英国讲究衣饰派头,所以不要以为外国人平时穿着不好就没有文化,当他们参加社 宴会时就很讲究了。人家有人家一套礼貌,可怜的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们,什么都没有,所以我们这一代必须特别为下一代着想。这是对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大概说了一下,如果详细说中国传统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的沿革,可以出一本专书了。

子游批评子夏,说子夏办教育,教的学生,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这几件事勉强还可以,不过这是枝末的问题,他还没教人家根本。外形都教得很好,没有内容,怎么办?他这个话传到子夏耳里,子夏就说,我这个老同学的要求太苛刻了,太过分了。应该从哪里先开始?哪一样放在最后?乃至哪些应该放弃了?换句话说,办教育的人,造就后一代,要观机设教,没有固定什么叫先本后末的事。基本上就要完成一个人格,人在外形上做好,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懂了以后,慢慢就会达到内心。譬如种植草木,要有个区分,不能混合。同样,教育学生,对人才的资质要有自然分类。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样普遍浇下来,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树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,这中间因受教者的本质不同,是必须有所区别的。不管如何,从事教育的人,固然希望后一代好,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紧,虽然它是注重形态,可是形态也要教好,怎么可以随便说它没有用呢?至于再进一步,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处,不是我们做得到的,要圣人才可以教人马上悟到“道”的真谛。

学与仕

子夏曰: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。

这两句话要注意,后来一直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,讲到这里,我的感慨特别多。过去我们中国文化,都是走这两句话的路线,我们翻开历史来看,觉得很可爱,过去的人所谓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”学问有成就,考取功名,做了官,扬名天下。可是做了官以后,始终不离开读书,还在求学,每个人都有个书房,公余之暇,独居书房不断进步,这是古人的可爱处,就是“仕而优则学”,尽管地位高了,还要不断求学。“学而优则仕”,学问高了,当然出来为天下人做事。然而到了现代几十年看来,只有“学而优则仕”,至于说“仕而优则学”就少有了,而是“仕而优则牌”,闲来无事大多数都在打牌。有的买了线装的二十五史等书,我担心放在那里将来会被书虫蛀了,因为他都在打牌,这正如《老残游记》所谓:“深锁瑯嬛饱蠹鱼。”所以我深深地感慨,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可贵,我们要为后一代做好榜样,我们已经害了自己,害了社会,绝不要害后一代,对后一代培养好,使国家未来的前途,看到光明的远景,我们这一代再不能马虎了。历史上,如司马光做了这么大的官,退下来,公事之余,他就著作、读书,《资治通鉴》是他著作的,千古的名著,不是简单的。现在读书的风气没有了。刚才说笑话,“学而优则仕,仕而优则牌。”现在这个风气又过去了,不是“牌”了,仕而优则“舞”,下班以后跳茶舞、喝咖啡等等,花样多了。这就说到社会上读书的风气的确是很重要。其次我有另一个很大的感慨,过去办教育的只是牺牲者,一辈子从事教育,的确是牺牲。很多人教出来的学生地位很高了,回来看老师还磕头跪拜的,学生为什么如此?是老师对教育的负责,学生终生的感谢。现在不然了,学而优则商,读完了书去做生意,生意做垮了就“商而不优则仕”,搞一个公务员当当,公务员再搞不好,于是“仕而不优则学”,转过来教书去!这怎么得了?我这话是老实话。前几年确是如此,看到这种情形,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。时代的趋势变成这样,我们对于子夏这两句话,应该要深切地反省深思,今天的社会,所谓中国文化、中国教育,到了这种情形,应该怎么办?

我们从文化资产中,看到历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。至于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,官做得大。如清代的郑板桥、袁枚这几个名家,官位只不过是当县长而已,而且他们也不想做大官,当了县长以后,年纪轻轻就辞职了,回家之后以名士的身份从事著作,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。而我们现在,好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。现在天天在讲中国文化,而中国文化人——知识分子,这个读书的精神可变了。最近以来,有许多年轻的同学,讨论到著作的问题,我告诉他们,现在的教育,由小学一直到大学,这十几年读书,所浪费的精神的确不少,都在应付考试。孩子们真可怜,而用脑力记下来的东西,考试完了以后,连影子都没有了,这些学问到底有没有用,将来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,是一个大问题,现在我们也许感觉不到,但历史是一个天平,将来是要算总帐的。

现在的年轻学生,把脑力用在不必要的记忆上,但到大学以后,开始想真正读书的时候,已经缺乏这个力了,而且心静不下来,没有读书的习惯。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,是尽量的吸收,装进来,当然也启发了自己的思想,但没有像为了考试那样,去担心应付这些记忆,而读得非常轻松,到二三十岁的时候,对于以前读进来的书,统统发挥出来了。尤其碰到作人处世的时候,把原来所吸收的东西,尽量发挥出来,可真的很有用。现在的年轻朋友,他们可以说没有真正读过一本书,而近年来,小学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识,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许多,但真教他对学问修养下一个决心,他就做不到了。所以我们可以预言的,将来我们国家民族对这个问题,会深深感觉到害多利少,会很痛苦的。这是由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”两句话联想到的。

再说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。”古人不但是读书,而且把工作经验和学问融化在一起,所以写真 有价值的著作,准备流传。我们看古人有价值的著作,如讲中国政治哲学吧,绝对离不开《管子》。但是《管子》这本书,就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,为了拿一个学位或是为了出名而随便乱写的,而是从他一生的经验,乃至从他在历史上有名的“一匡天下,九合诸侯。”——这是孔子对他的评语。管仲原是一个犯法的罪人,齐桓公起用他以后,他能够九合诸侯。当时的国际关系比现在还难做好,而他能前后开了九次国际联合会议,而且大家非听他的不可。他没有用原弹 压迫别人,也没有利用石油控制别人,就把政治上一个混乱的时代,领导上了轨道。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。以他这样一生的事功,也只写了《管子》这一本书。不过后人再研究这本书的内容,认为真正是他写的,不过十分之三四,有十分之六七是别人加进去的,或是后人假托他,或是他当时的智囊人物增进去的。但不管如何,这本书对中国的政治思想、文化思想,是非常重要的,可以说比孔子的思想还早。他这样以一生的经验,只写下了一本书,可见古人著作,慎重得不得了。还有一本《商君书》,秦始皇以前的秦国,他之所以特别强盛起来,就靠商鞅变法,他是讲法治的法家,也可以说以法律作统制工具的政治家。秦国用商鞅以来,一直主张法治。这本书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,我们不去管他,但在中国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,要想研究思想斗争,这些书是不可少的。我们一般人,这几十年来接受外国哲学思想,比接受自己的哲学思想更多,洋装书比线装书看得多,这也是一个大问题。满清入关打明朝的兵法,就是用了一部《三国演义》,虽然这个话太概括,也未免太轻视清朝了,但是大体上是如此。《三国演义》虽是一部小说,所包括的外 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谋略思想太多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,日本人打中国以前,几乎日本全国的人都在读《孙子兵法》与《三国演义》,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,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看过这些小说的,实在是少之又少了。

我们研究文化问题,一定要把别人的根找出来,所谓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。找出了别人的根在什么地方,然后知道他下一步是怎么走,知道他必然是什么路线,而且实际上历代讲统治的人,内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与原则。虽然商鞅变法自己是失败了,而这部《商君书》,和《韩非子》等这些法家的著作一样,在中国政治的运用上,都是很重要的典籍。假使研究斗争的手段,在这些书里,可以找出来的例证太多了,是用不完的。

这也就说明了“仕而优则学”,一方面工作服务求经验,一方面不断求学,增加学识的渊博以开拓心胸,再配合自己为人处世的实验,而产生的学问,这是中国文化讲学以致用的精神。但是现在和学人文科学的学生们谈谈,真觉得悲哀,连自己中国的历史都没有读好,只学了研究历史的方法,而中国古人读历史不是走这个路子,读懂了以后,自然知道方法。

现在更可悲哀的,有中国学生去美国研究中国学问,如中国史、中国文学等,或是只研究一节中国断代史的某一点,就拿到了学位,想想看这该多可怜!这个样子读历史,学位是有了,而对于历史与人生的配合则不晓得。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,将来对后代的教育,对自己工作与处世的方面,也许会有新的认识。所以“仕而优则学,学而优则仕。”这两句话,我们今天读来,是有无限的感慨。

办丧事不是演戏

子游曰:丧致乎哀而止。

这是讲丧事,我们看到四书五经,尤其在《论语》中,很多次都说到丧事,以现在年轻人的观念来说,讲死人的问题太多了,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儒家为什么对于丧事——死人的问题讲了那么多?我们要了解两个道理:第一要了解所谓人生,只有生与死两件大事,这两个阶段就是两头,好比天象一样,早晨和夜晚;或如一年的过程从正月到年底,就是这样一个现象。所以中国文化对人生问题的重点,在于养生送死。西方文化的重点只有一半,养生非常重要,小孩子在西方文化中很有地位;而老年人可怜得很,因为他们对送死不是太重视的。中国则顾到两头,养生与送死,因此自古对丧礼就非常重视。但是这种重视,产生了一个流弊,在春秋战国时,丧礼的繁复,讨厌到极点:一副棺材有三套,所谓衣、榇、棺、椁。朱熹有一部著作专门讲这些的,如土葬还要放木炭石灰等等,说来也蛮科学的。有的地方则不同,天葬 的挂在树上给鸟吃了,水葬的丢在海里就葬了,简单得很。而中国的丧礼很繁,繁得过分了,所以当时有人出来反对。孔子以后的墨子,也是最反对重视丧礼的一个。他讨厌透了这些,所以《墨子》里有一篇《节丧》,以社会经济的观点,认为这是很大的浪费,很不应该的,这也是墨子经济道德观点。但是孔子孟子的思想,对于过分的节省是反对的。在《礼记》上有规定,对丧礼是有所修正的,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历史文化的事实问题。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属于人类文化的,我们可以不用这个“丧”字,我们研究古书,对这个“丧”字,并不须要头大,如果思想贯通起来,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,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说过,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宗教,由宗教发展为哲学,由哲学发展为现在的科学,这是三位一体的东西。对于世界上的宗教,我们就以比较宗教来讲好了,这也是近年以来在大学里一门新兴的学科,哈佛大学等都有这个系,对每个宗教的教义、哲学理论、方法,都作一个客观的比较,我们以比较宗教的立场来看,先不谈教义,每个宗教首先讲人死的问题,而且每个宗教都是专管死人的,教人不要怕死,死了以后到我这里来,好像每个宗教教主都开了一家观光饭店,招揽生意:“到我天堂上来,我的天堂第一。”“你到我西方极乐世界,招待周到,非常清净。”有的说“到我天上来,我那里是真正的清真。”好像我们当年到了上海,一上码头,很多打灯笼的旅馆茶房来拉生意一样。

为什么每个宗教都如此,都管死的事,没有管生的事?这一点唯有我们中国文化值得自豪,我们中国文化很少谈到宗教,我们固然管死,但也管生的,你们站在殡仪馆门口看,看得很可怜,每天都有抬出去,有时候每个厅还排队,上午下午都忙不过来。可是中国文化,是站在妇产科门口看,天天看到孩子抱出来,没有什么悲哀,你那里抬走一个,我这里抱出两个,高兴得很,“生生不息”。这是西方原始文化与中国原始文化的基本不同点。

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,不管如何,都对于生命的生与死的问题在研究。生与死的确是个大问题,到现在还没有解决。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丧礼的境界,古人为什么到处提到丧礼的内涵,它包括的问题有这样大,并不简单,我们不要轻视它。

现在回到书上:

子游曰:丧致乎哀而止。

子游的思想是根据孔子的传统来的,他对于当时社会风气中,对丧礼过分的铺张,有一个修正的论调,认为办丧事要诚心哀痛就够了,表面上办得非常铺张,办得非常隆重,内心没有一点哀痛,外面的礼貌再好,仍不是丧礼的精神。古代就是用这样一句话,概括了上述的观念,如果现在写文章,便可以在报章杂志上,写好几评论文批评这个事。我们现在如果把这句话对年轻学生讲,一定会引起反感,他们认为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?这就是学问与时代没有办法配合。我们这一辈知道,中国旧式社会因几千年来的 俗,有的地方,可以出钱雇人来哭丧的,那种哭丧声,比唱歌还好听,就有专门以替丧家哭死人赚钱维生的人,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流弊。而这种风气,过去在广东、福建某些地方最盛行,因为这是汉唐文化的遗风。这种替人哭丧的人名为“挽郎”,等于现在出殡行列中的中西大乐队,因此子游提出这个主张来,修正这种社会风气。

难能可贵

子游曰:吾友张也,为难能也!然而未仁。曾子曰:堂堂乎张也!难与并为仁矣。

这是孔子死后,同学们互相的评论,大家关起门来的检讨。这一篇是子张开始,所以这里讨论到子张。子游说,我们的同学子张,作人的确了不起,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情,他去做了,困难的事情,他敢去负责任,敢去挑这个担子,而达到任务。这一点子张做到了,但是还没有达到夫子那个仁的境界。

这是子游对子张的评论。曾子也随着附和,认为子张是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,但是他修养的内涵,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。

曾子曰:吾闻诸夫子,人未有自致者也,必也亲丧乎!

这是用曾子的话,说明学问的道理,这里又提到丧事,他说,据我当年听到夫子(指孔子)说“人未有自致者也”。这是一个问题了。自致是自动自发,就是说自动自发的人几乎是没有的,虽然有这个心情,但很难构成有恒的行为,而能够达到最后目标的很少。这个话看起来很空洞,但孔门的道统比较注重内心自省的修养,这也是求学问仁的中心。所以这句话就是说,一个人很难做到自己肯责备自己,乃至由自己内心的反省,而到达了圣人的境界,这是很少的事例。换句话说,就是任何一件事,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,出于不得已,完全出于主动的很少,例如有一件事——打牌,三缺一的时候,还跑很远的路去拉一个人,这是出于自致。但以心理学来研究,这也不是出于自致,因为打牌这个娱乐就不是靠自己来的,而是靠几个人凑合成一种环境而影响来的。所以真正由自己内心自发,自致,达于仁的境界,的确非常少。严格的说,一定要讲,哪一件事情是比较自发的呢?曾子便引用孔子的话“必也亲丧乎!”一定说起来,只有父母死了的时候,内心真觉得悲哀,那种悲哀是自然的,可以勉强说纯粹是自发的悲哀。但是注意“必也”两个字,就是“勉强、一定、硬是要说的话”的意思,实际上那种悲哀,有时候也是迫于不得已,而并不是真情。(所以说中国古文,虚字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。)因此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与良心,真正能自发自致的毕竟太难。这节书看起来很简单,如以心理学、哲学来看,可发挥的地方太多了。

继往开来

曾子曰:吾闻诸夫子,孟庄子之孝也,其他可能也,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,是难能也。

这是历史哲学的问题。孟庄子是古代的世家,鲁国世袭的大夫,姓仲学,名速,他的父亲孟献子,名蔑。孔子当时说,孟庄子可真是一个孝子,他对于父母的孝行来说,其他的一般人都做得到。(像我有一个朋友,六十几岁了,也是白发苍苍,事业很大,工作忙得很,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父,他每天晚上一定回家陪父亲吃饭,否则他父亲就吃不下饭,有时父亲还骂他,甚至用手杖打他,他赶紧跪下来给父亲打,但这些孝行还不算太难。)孔子说,最难做得到的,是孟庄子承继高位以后,对于他父亲原来用的这班老干部,并不改变,同他父亲一样待他们,没有变更,而且对于父亲的政策,继续执行。这两句话实在道理很多。历史上古代的政治形态,秦汉以前的宗法社会与秦汉以后又不同,与现在更不同,现在社会假使和古代一样,那就糟了。现在是工商社会、科学时代。春秋战国不但是农业社会,而且还保留浓厚的宗法社会形态,非常保守的,那时是敬老尊贤,重视前人的经验。现在重视年轻人,着重求新求变。这又是历史文化一个大问题,将来是不是人类整个文化会走回头路?这很难说,看历史的演变,说不定会走回头路。这是第一点。

这段书还要注意的,中国讲孝道,曾子著了一部书,后来列为十三经之一的《孝经》。严格研究孝道,这中间也有些问题,如果我们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是狭义的孝子,那就不会有人去革命了,大家都去当孝子,这个社会还是不会有进步的。所以孝与不孝之间,存在着问题。后来发展到孝与忠是相关连的,但后来又变成忠于一人、忠于一事的狭义的忠。实际上讲孝道,就要研究曾子所著的这本《孝经》,其中说到孝道的精神,就是西方文化的爱,爱要扩充到爱天下人,就是大孝于天下,后世所提倡的忠,就是孝的发挥。因此唐宋之后,有“求忠臣于孝子之门”这句名言。一个人对父母家庭有真感情,他如出来为天下国家献身,就一定真有责任感。古代的“忠”,现在的名称就是一个大的责任感,不过这两个词句作一比较,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的“忠”更好,因为“责任”只是法治的观念,而法治观念产生的流弊,就是会在我们的思想上产生有价值没有价值的问题,如果没有价值又何必尽这个责任?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谈价值的问题,只有情义的问题,所以我们要了解,孔子讲孟庄子的孝道“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,是难能也。”是说他能大孝于天下,继父亲善良政治的成规,是难得的。这是第二点。

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,这个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有什么难呢?其实非常难,也许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,体会不到,假使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就可以体会到,往往对于老一辈的干部不会用。中国有句话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我们讲历史上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来:

汉武帝杀他最 爱的妃子钩弋夫人,是因为要立她所生的孩子为太子。当汉武帝立定了这个决心的时候,先把太子的母亲杀了。有人问汉武帝为什么这样做,汉武帝说,自古以来国家所以会乱,都是帝王年少,母后年壮干涉政治所致,我年纪已大了,这妃子还年轻,将来我儿子当了皇帝,母后如果干政怎么办?汉武帝这种做法,说来是一种权术、帝王的统治手段,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。

第二个故事也是出在汉朝,以前提过汉文帝到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。汉文帝进不了营门;周亚夫出迎,以甲胄之士不便跪拜,拱手为礼,军容严肃,文帝赞他的军队最好,重用他。但是后来景帝时,周亚夫还是被逼死。为什么杀他呢?汉景帝讲了一句话,批评周亚夫为“此人鞅鞅,非少主臣。”这时景帝就决定要杀了他。他也认为周亚夫绝对是忠臣,但只忠于我景帝、忠于国家,可是我年纪已大,将要死了,儿子年纪还小,上来当皇帝,他心里就不会服气、不痛快了。

我们读历史,看到了很多事,所以有人看通了,一辈子都不愿出来做事。(但现在民主 时代当然不同。)像这些帝王处理这些事情,如果只以古代宗法社会的体制来说,则有他的道理。

再说唐太宗与徐世勣的故事。徐世勣和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,战功之多,武功之高,都是了不起的。当唐太宗将死的时候,第一个决定,马上发表徐世绩去边远地区戍守边疆,等于一个总司令降下来当一个 管区司令。唐太宗并且告诉他的儿子高宗,注意这道命令送达后,徐世勣是怎样起程动身的。可是徐世勣到底是年轻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打天下的,也很高明,深懂唐太宗。他是在半路上接到命令的,一接到命令,连家里都不回去,立即就去边疆报到。别人把这情形报告以后,唐太宗放心了,知道他将来会听高宗的。

假使徐世勣有犹豫或不愉快的表现,恐怕也要被杀了。这件事足见唐太宗的英明。也好在是出于唐太宗的手上,因为他的好处太多了,世人就把这种玩手段的事忘了,如说出在秦始皇这类人手上,一定给世人骂惨了。唐太宗是怕他功太大了,所谓“功高震主”。

其实社会人情都是一样。岂但是政治?对人付出太多的感情时,对方会受不了,对朋友热心帮忙,如果过分得干涉到他的事务,必会遭反感,所以人生就是政治,政治也是人生。看多了,就知道“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”的确很难。所以这几句书表面上很简单,却是真学问,要好学、要深思,用头脑从人生中去体会。

法律不外人情

孟氏使陽肤为士师,问于曾子曾子曰:上失其道,民散久矣!如得其情,则哀矜而勿喜。

孟家找曾子的学生陽肤做士师,勉强比方,士师约等于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长,但权还更大,可以直接处理执行的官。陽肤上任前向老师曾子请教,征求意见。

曾子就告诉他说,上面领导的人,(古代帝王政治是说上面领导的人,现在可以说是整个的历史时代)失其道,社会文化没有上轨道,一个乱的时代,因为时代乱了,民心也散乱了,没有中心思想,没有中心信仰,也没有真感情,这情形已很久了。(自春秋开始到曾子这个时代,已经乱了三百多年,比我们现在还可怜,所以我们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历史,中华民族文化会这样深厚,也正因为历史在多灾多难中渡过的。知识分子在多灾多难中,把政治的、人生的、社会历史的经验累积起来,流传给我们。这便是历史文化的精神。)“如得其情,则哀矜而勿喜。”这是曾子对法治的观点,他认为应该把社会的实际情形与法治配合起来,这是执法人员应该具有的态度,判案的人,要深深了解人的内情,犯罪的动机究竟在哪里?有许多是社会问题促成人 去犯罪,所以在这样的时代,办案的时候,对犯罪的人,应该别有一种怜悯悲痛的心情,因为大家都是我们的同胞,我们的老百姓,为什么这人会犯罪?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只有无比的悲痛和怜悯,没有什么功绩可喜的,更不要认为办了一个大案,自己有功了而高兴。如果社会上永远不发生罪案,那有多好呢?所以古代的士大夫,对于社会风气坏了,每人都有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感觉。

上面几段,用曾子的话说明学问外用的道理。下面便提到子贡的观念:

成败论英雄

子贡曰:纣之不善,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。

这是子贡对历史哲学的一个批评。周武王推翻纣王建立周朝,是因为纣王暴虐。子贡说,纣王的坏,并不像后世说的那么严重,等于另一派的人说秦始皇的坏,不如一般人说的那么坏,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事实,说他把天下的书都烧了则不见得,他只是把全国的书集中到咸陽阿房宫,不许民间多流传,怕老百姓知识高了难统治,这才是真的。至于坑儒,他坑的儒,是实在令人讨厌的一些人,我们注意历史上“处士横议”四个字。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级知识分子开会,提出很多问题向他们请教,开会时,大家屁都不放一个,开完会以后,心里又在嘀咕。这还不算顶讨厌,更讨厌的是那些没有做到官的处士们,又生横议,鸡蛋里去挑骨头,强横地找道理,又不是走直道,所以秦始皇一气就坑了这些人。我们大家也要反省,读书人最容易犯这个毛病。开会开多了就会知道,一些人在开会的时候,唯唯诺诺,对什么事都没意见,等散会以后,他又到处乱批评。所以秦始皇坑儒也有他的理由。这些都是李斯干的,而罪过都归到秦始皇的身上。中国的书谁烧的?项羽烧的,咸陽一把火,连续烧了三个月。秦始皇建阿房宫当然不对,像那种建筑,如果不被项羽烧掉,还流传到现在,那是了不起的文化古迹。假定根据《阿房宫赋》的形容,人站在马上,高举十丈长的旗杆,仍然可以通过阿房宫的城门,意大利的建筑是不能比的。所以我们古书文化的破坏,这位项老兄的罪过也是很大的。

不但项羽罪过大,萧何也有罪,他到底只是县吏——科员出身,到了咸陽以后,所注意搜罗的,都只是户口、钱粮这些行政方面的基本资料,都搬走了。至于书,因为他也没有把书读好过,就不管了。等项羽一到咸陽,这位世家公子一把火,把书都烧了,这也归罪于秦始皇吗?这都是对历史讲公平话。世家公子而兼太保的项羽,就有这样不懂事。近人易实甫有一首诗说他:“二十有才能逐鹿,八千无命欲从龙。咸陽宫阙须臾火,天下侯王一手封。”非常有趣。

所以这里子贡说纣王的坏是坏,但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么坏,一个人,尤其是一个领导的人,如果自己做得下流,做得坏的时候,天下的错尽都归到他身上。因些我们看历史,有些人真可怜。不但历史如此,社会也是这样,子贡这个是老实话,所以作人要小心。

子贡曰: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,人皆见之;更也,人皆仰之。

子贡说,一个大丈夫有过错,没有什么关系,好像日月一样,一个本来发亮的东西,给别的影子掩盖起来了,大家都看得见;变转来,大家也看得见,仍然仰慕。这段文字就是这样,在意义上有两个:第一个意义是说,君子人不怕有过,不要自己去掩饰,错了就坦承错了,给大家看得见,这是君子风度,不过现在明白了,改过来了,人家就像对太陽、月亮一样,仍然会仰望他的光明。第二个意义,君子就是代表在上面的人,领人 。在过去的社会,小人有过错没有关系,他本来就是一片无明,黑洞洞的,再也找不出一点亮光,大家看惯了。但对太陽,大家都看惯了他是亮的,假如他有一点黑,就要被人指摘,所以在客观上看,君子之过,有这样的可怕,如果错了,要马上改,一纠正大家都会原谅他,因为人们始终是仰望他的。

圣人无常师

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:仲尼焉学?子贡曰:文武之道,未坠于地,在人。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识其小者,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学?而亦何常师之有?

这一段是研究孔子本人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几个不同观点。公孙朝是卫国的大夫,他问子贡,孔子是跟谁学的?学问怎么这样好?等于我们现在说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?子贡说“文武之道未坠于地,在人。”中国文化集大成的是周朝,周朝有三个人具代表性。文王、武王统一天下,而周公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基础,所以周代维持了八百年的政权。春秋战国的时候,正是周代衰落的时候。子贡这句话,就是说,中国文化并不是完全没有了,还是存在的,问题在于人。如果有比较贤的人,(“贤”代表有智慧、有道德的人。)就懂得中国文化大的一方面。不贤的人,对于中国文化小的部分也知道。等于现代有人以为要了解中国文化,到故宫博物院看看就够了,对于科学方面的文化,不但不欣赏,还反感,甚之还认为我们没有人文科学,不知道中国文化在精神方面的伟大。这也就说明不贤者不是完全不知道。如绘画、编织、木刻,乃至有名的三把刀——厨师的菜刀、裁缝师的剪刀和理发师的剃刀,也不能说不是中国文化,它还是中国文化的一种,是其小者。不管大小方面,中国文化,从文、武、周公以来,到孔子那个阶段,都有中国文化的精神。至于老师孔夫子,不管对于哪一样中国文化的精神,样样他都有,如果问他的老师是哪一位,那是没有的,谁有长处,他就跟谁学,所以无常师。没有认定跟一个人学。哪一门有所长,他就学哪一门。后来唐代韩愈“师说”的观念,也由此而发挥。

宫墙外望

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:子贡贤于仲尼。子服景伯以告子贡,子贡曰:譬之宫墙,赐之墙也及肩,窥见室家之好;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,不见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!夫子之云,不亦宜乎?

孙武叔是人名,叔孙氏,名州仇,谥为武,鲁国的大夫。这是孔子以后的事情。这一篇都是说到孔子的学生出场了,这时子路也已经死了,子贡在国际之间很有声望,所以叔孙武叔在朝廷中告诉一班大夫们说,真要比较起来,孔子的学生子贡,比孔子还行。子服景伯也是人名,鲁国的大夫,他和子贡是同学,在《宪问十四》中曾经提到过,他在当时是很有实权的人,他报告孔子,公伯寮在造老师的谣言,只要老师一句话,我就可以除掉公伯寮。孔子说不必那么做。现在子服景伯听了这个话,就回来告诉子贡,说叔孙武叔在如何批评老师。子贡就说,譬如门墙,(后来称拜老师为列入门墙,就由这个典故来的。)我们筑的墙,只筑到肩膀这么高,人家站在外面一望,就看见了里面的一切。

讲到这里,顺便提一下,我们看了日本式的房子,围墙都很矮,人家都说日本人喜欢矮,其实不然,我们中国古代,唐、宋时间的房子,都是如此,都是矮墙,所以古代的武侠小说讲飞檐走壁,这种墙只要有一点功夫,用手在墙顶一搭,一甩就上去了,是可以做得到飞檐走壁,可不比现在几层楼的高墙。其次,以前的墙是土墙,上面往往有小坑洞,手上有点功夫,是可以抓住洞来上去,现在的钢筋水泥墙,壁虎功也好,什么功也好,完全靠功夫上不去。古代的墙矮,宫墙也并不高,我们到日本看皇宫,靠护城河的外面的宫墙是高的,如城墙一样,里面的宫墙还是不高的,这是中国的古制。

子贡说我的墙只到肩膀,人家在外面把头一伸,就看到里面,房间里摆的什么茶几,挂的什么画,好的坏的东西都看得见,换句话说,这个家里有多少内容,给人家一眼就看透了,我的学问、修养、作人就是如此被人看得见,程度只到这个样子而已。讲到我们老师的这个宫墙,有数十尺之高(古时七尺为一仞),因为老师的门墙太高,连门在哪里,一般人都找不到,使人看不到里面的情形,那里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,更不要说了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古人的文字,两个地方的形容词用得不同,子贡说自己的墙矮,人家就看穿家中的内室,“室家”两个字,严格说来就是夫妻的寝室,连私生活的房间都看见了,一眼看到底,这是子贡在形容自己。而在讲到老师的时候,就很恭敬,不用“室家”两个字了,而用“宗庙”,在古代的制度,“宗庙”是敬祖宗的地方,最高的地方。这两个形容,一个对自己很随便,一个对老师的很恭敬,这就看到古文文字的逻辑观念,身份不同,下的句子形容词都不同,古人是注意到这些要点。我们现在随便有随便的好处,也有随便的坏处。子贡再把孔子的学问用皇宫来形容,宫殿太高了,看不进去。孔子的学问有如帝室的庄严富有,面前站着文武百官有那么多,所以一般人要研究老师,能够找到门的已经很少了,何况登堂入室!叔孙武叔这位先生说我比老师还更好,也难怪,因为我太浅薄了,他们一眼就看穿了,认识我是容易,认识老师则难,因此难怪他们要这样说了。“不亦宜乎”用在这里,是文字的反用。

宋朝的宰相张商英,是学禅的,在他没有当宰相以前,很自负,因为看了很多佛学的书,认为自己懂禅了,这时他还在当转运使,掌管几省的财税,运输补给连带地方行政,权力相当大。一次他经过一个佛寺,寺里的大和尚云峰悦禅师说,张转运使太骄傲了,自以为懂禅,他不过官做得大,但禅的修养不一定就好,我一定要打击他的傲气。可是小和尚们怕死了,因为以前的大和尚,是由政府敦请的,等于现在的大学校长,转运使有权影响把他解聘,所以徒弟们劝他不要得罪了这位大员。这个老和尚说,出家人既不求名、又不求利,是就是,非就非,教徒弟们不必管。第二天张商英来了,当然很客气,两个人就谈到禅,而张商英看不起这个大和尚,只跟这个大和尚谈诗,对大和尚说:“听人家说你诗作得很好。”这个大和尚说:“转运使你不要听外人乱讲,别人说我诗作得好,正如人家说你的禅学得好是一样的。”这句话可把张商英骂惨了,“不亦宜乎!”这句话,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讲话的艺术,也是骂人的艺术,非常高明,子贡这句话也是如此。他们说我好,是对的,因为他们眼光浅,只能看到浅的地方,孔子太高深,他们看不到。

圣人心日月

孙武叔毁仲尼。子贡曰:无以为也!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,丘陵也,犹可逾也;仲尼,日月也,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,其何伤于日月乎?多见其不知量也!

孙武叔这个人,又有一次毁谤孔子,子贡就劝他不要这样做,孔子不是你们毁谤得了的,别人学问好,道德好,那就好比山坡,的确崇高伟大,但还是可以慢慢爬到顶上去的。至于孔子的伟大崇高,像太陽、月亮一样,是拿不到,摸不着的。一般人与他隔离关系,想不受孔子思想的影响,等于排拒太陽、月亮的影响一样。太陽、月亮永远照临天下,你盖一间房子想挡住他,太陽、月亮并不生气,你房子里总要有些亮光,这些亮光还是从太陽、月亮来的。就是说,你虽然不接受孔子的思想,但没有关系,孔子的思想还是慢慢会影响到你,所以你想毁谤孔子,只不过是显得你自不量力。

有些人批评孔子,有人就引用了这一段,说明想推翻孔子是没有用的,毁不了孔子的。这种引用是很对,我们常常看到宗教的经典上,如基督教及佛教的经典,也常常用类似这个比喻。一个大圣人的心,就像太陽月亮一样。我们常看到于佑老最爱写的一副对联中的“圣人心日月”就是根据这一段书来的,太陽月亮的光明,永远照临,你要盖间房子遮盖起来,是你自己的事,太陽、月亮照临的心,并没有不平,他永远是平等的。

欲赞无词

陈子禽谓子贡曰:子为恭也,仲尼岂贤于子乎?子贡曰:君子一言以为知,一言以为不知,言不可不慎也!夫子之不可及也,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,所谓“立之斯立,道之斯行,绥之斯来,动之斯和,其生也荣,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!”

陈子禽是孔子的学生,在上论和下论中,这位同学有好几次都有所怀疑,而对子贡提出问题。这里他去对子贡说,子贡老兄,我看你很了不起,非常值得我们恭敬,你已经很成功、很完美了,身心内外的修养,都达到“恭”的境界。(这个“恭”并不只是“恭敬”,而是“谨严”的意思。)实际上我们的老师,(古代的礼貌,学生对老师可以称字、称号,不能称名,所以他们口里的“仲尼”,就是孔子的号。)我看未必比你好。子贡就教训这位同学了,他的话又和答复上面几个人的不同了。他说,一个人言谈很重要,一句话代表了你的智慧学问。换句话说,我们听人家讲话,对方一开口,他有多少程度,多少修养,就可以知道,有时候听一句话,就晓得他无知,所以言语要特别注意,不要乱开口。我们老师的高明,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他那种程度,他崇高得像天一样,不是可以用一张梯子让我们爬得上去的。从《论语》这些资料,我们知道孔子在生乃至他过世以后,真正能够宣扬孔子、捧孔子的还是子贡;而对于孔子的学问,真正能在事功上用得出来,对于时代有所贡献的,也还是子贡,所以子贡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如果正面的称赞孔子,从完全敬仰孔子的学问这一方面看,古今中外任何恭维孔子的文章,所说的话,都被子贡在这里统统讲完了。结论都在下面,别人无法再超过他的好,这也可以说是预言。

他进一步对陈子禽说,夫子的学问,永远在这个世界上。小至于个人的成家立业,大至于为天下、为国家做大事,想建立一个思想行为作风的基础,必须要以孔子的学问思想作基本,没有办法不这样做,没有办法超过他的范围,人生经验到了的时候,更加深刻地觉得他的对。想做好一个领人 的,必须具有领导的基本道德与学问,领导的基本条件很多,中外有关的书籍也很多,但都是讲权术,不是道德,都不行。真正的领导要以道德为基础。说到以道德为基础的领导,就离不开孔子的思想。要安抚天下,安抚人心,也只有用孔子的思想,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中坚精神,一般人才会信仰,才会接受这安抚而来附和,而一切行为,也必须以孔子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思想,才能达到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。——这是子贡形容孔子的伟大之处。

下面说到孔子个人:孔子活着是大家的光荣,他死了是大家的悲哀,像这样谁都及不了他。我们两个是同学,你怎么把我捧得比老师还更好呢?“如之何其可及也!”就是说怎么办得到呢?这也可以说是子贡真诚恳切的定论,这也是子贡情深意真的心声吐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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