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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问第十四

论语别裁 | 作者:南怀瑾 | 更新时间:2017-05-10 22:46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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侠隐中人——原宪

现在讲《宪问第十四》篇。这一篇是上论《里仁》篇的发挥与引申。

首先,在这个题目里,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,就是原宪这个人,是孔子学生中,所谓“七十二贤”里很有名的人物。在上论中谈到过,他曾替孔子管过总务方面的事情,用现代观念随便来比,可能在孔子当司寇的时候,他担任过总务长一类的职务,但究竟合于什么官阶,无法明确的定论。孔子死了以后,他退隐于山泽布衣之间,走半隐侠的路线,等于在过去的社会中,领袖清流。所以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在《游侠列传》中,曾提到他和季次。

司马迁赞成游侠,认为游侠是很需要的;但是有人认为不需要,如法家的韩非子说:“儒以文乱法,而侠以武犯禁。”认为当时读书的知识分子,对于法制的实行是有妨碍的,于是法家的思想,影响了后世,秦始皇时代的政策都与它有关。韩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识多,嘴会说,手会写,有许多意见提出来,思想不同,使法令不能推行,难于执法。而侠义道中人,是慷慨好义的,好用武力,又容易形成恶势力,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碍。所以韩非子反对这两种人。司马迁写《游侠列传》,一开始也提到韩非子这两句话,不过他又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事,用道德、政治、法律都解决不了,只有“老子拳头大”的办法,一下就解决了,所以他认为游侠有游侠的好处。而且他认为古代的游侠,一诺千金,对朋友讲义气,帮助贫弱的人,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,其中提到古代侠义中的佼佼者,有季次、原宪。

原宪在孔子死了以后,再没有出来做事,就退隐于草泽之中,现在来说就是退隐到下层社会中,和平民一起生活。后来子贡非常想念他,有一天排场很大去探望他,大有所谓“结驷连骑”的派头,好像现代带了几部汽车的随从侍卫。原宪却穿了一件破旧衣服,好像现代的穿件破衣服,衣冠不整,钮扣不扣,便出来和子贡见面。子贡见他这个样子,就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?子贡的意思本来想接济这位老同学一下,不料原宪说,无财谓之贫,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,我没有病,只不过穷而已。他这番道理,无形中也骂了子贡,等于说当年在老师那里学习 ,老师教我们该如何做事作人,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、国家、天下没有贡献,有什么资格摆你那样的派头?子贡被他骂了这一顿,一直放在心里,始终很难过。

由原宪这个人,可知孔子的学生,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高行的如原宪一类,也可以说是逃名遁世的隐士,他知道所处的社会太乱,无法有所贡献,因此远走山林,韬光养晦。

名利浓于酒

现在我们先简介了原宪,这里记载的是:

宪问耻。子曰:邦有道,谷;邦无道,谷,耻也。

“谷”的意思是代表当时的俸禄。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,孔子说,国家社会上了轨道,像我们这一类的人,就用不着了,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,可以让别人去做了。如果仍旧恋栈,占住那个位置,光拿俸禄,无所建树,就是可耻的。其次,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,而站在位置上,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,也是可耻的。结论下来就是说,一个知识分子,为了什么读书?不是为了自己吃饭,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,假如没有贡献,无论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,都是可耻的。

讲到这里,我们想起一些故事,可作为研究这两句话的参考,像原宪的生活型态与思想,他问孔子孔子所答的话研究一下,这个免于“耻”字的功夫可真难。

如大家所熟知的,汉光武刘秀和严光(子陵)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,后来刘秀当了皇帝,下命令全国找严子陵,而严子陵不愿出来作官躲了起来。后来在浙 桐庐县富春 上,发现有一个人反穿了皮袄钓鱼,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,桐庐县的县令把这件事报到京里去。汉光武一看报告,知道这人一定是老同学严光,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里,但严光还是不愿作官。汉光武说,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,如今见面还是同学,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,睡在一起,好聊聊天,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,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,所以有太史公发现“客星犯帝座”的说法。后世在严光钓鱼的地方,建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,因为历代以来的读书人,都很推崇严子陵,认为他是真正的隐士。有一个读书人去考功名,经过严子陵的祠堂,题了首诗在那里:“君为名利隐,吾为名利来。羞见先生面,夜半过钓台。”这是推崇严子陵的。相反的,清人却有诗批评严子陵:“一袭羊裘便有心,虚名传诵到如今,当时若着蓑衣去,烟水茫茫何处寻?”这是说严子陵故意标榜高隐,实际上是沽名钓誉,想在历史上留一个清高的美名。这是反的一面的。

这里只是提供几个故事,作为研究孔子“邦有道谷,邦无道谷,耻也。”的参考。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通常现象,正如古人说,“有人辞官归故里,有人漏夜赶科场。”

此外,还有一段中国历史上蛮有趣的事情。满清入关以后,有许多读书人不投降。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,他十六岁登基,就平定了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天下,做了六十年的皇帝,把清朝的政治基础奠定下来,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皇帝,不是职业皇帝了。他看见汉人反清的太多,为了要先收罗那些不愿投降的读书人,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“博学鸿词科”。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,特别恩准,马马虎虎,只要报个名,形式上考一下,就给予很好的官位,结果有很多人,在这种诱惑 下动摇了,而进了“博学鸿词科”。也还有很多人硬不投降,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。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讥讽,当时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:“一队夷齐下首陽,几年观望好凄凉。早知薇蕨终难饱,悔煞无端谏武王。”后来又开第二次“博学鸿词科”,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。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“博学鸿词科”的人,都有很好的官位,自己就更忍不住了。(从这里看,中国人讲究的节操,要守住真是难事,自己的中心思想,能终生不变,实在是最高的修养。)第二次去的人更多,考场的位置都满了,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,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:“失节夷齐下首陽,院门推出更凄凉。从今决计还山去,薇蕨那堪已吃光。”中国读书人,非常重视节操,也就是中心思想、见解的坚定问题。

隐痛诗人——吴梅村

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诗人吴梅村,他的诗的确好。他本来坚持不肯投降,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,逼得他最后只好去向清政府报到。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。同时清政府对这些投降的人,虽然待遇很好,但后来写历史的时候,清帝还是下命令把这些人列入“二臣传”。这是中国文化精神,尽管再好,终究是投降过来的,骨头不够硬,这是很严重的,被人看不起的。吴梅村后来被列入“二臣传”,他当时去报到,内心非常痛苦,但是被清政府征召,非去不可。所以他的诗有:“浮生所欠唯一死,人世无由识九还。”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,他在应召起程进京的时候,有好几百人,号称“千人会”为他饯行。有一个青年,没有参加这次集会,写了一封信,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。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,脸色都变了。旁边的人觉得奇怪,看了这封信后,大家的脸色也都变了。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:“千人石上千人坐,一半清朝一半明,寄语娄东吴学士,两朝天子一朝臣。”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。

我们看了这些资料,对于原宪问耻,孔子说:“邦有道谷,邦无道谷,耻也。”这一点,对中国文化中的臣节与忠贞的精神,要特别注意。

前天中午和几位同学吃饭,也谈到这个问题。有一位现在法国修哲学博士的同学,回来写论文,因为她是学哲学的,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奇怪,她说:“这有什么不对?”还问曾国藩,算不算二臣,我告诉她当然不算二臣,她反而觉得“更怪”。我说,假如有人说你是再嫁夫人,你气不气?她说:“我当然气,我根本还没有结婚。”我说,对了,所谓二臣就等于一个女人结了婚,丈夫并没有不对,而她又离开丈夫和另外一个丈夫在一起,当然别人要攻讦。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中国文化的不同。这个时代的道德、节操的观念也与过去的不同。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化,在这个问题上,也正处于历史文化观念的矛盾与 替当中。

对于孔子这两句话,我们用了这许多时间讨论,但是这里并没有下结论,只是提供一些故事和意见,大家自己去研究。不过从孔子教原宪的这两句话,可知作人之难。社会、国家上了轨道,干拿薪水,没有什么事可做,不必出力,这不可以;社会、国家没有上轨道,拿了薪水而没有贡献,也不可以,都是可耻。那么到底怎样做好?他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,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,对于社会、国家要有贡献,不管在安定的时代,或变乱的时代,如果没有贡献,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,就是可耻。

草泽中自有经纶

原宪还问第二个问题,这个问题显示出,原宪之所以为原宪。后来退隐在草泽之中,并不简单,他的修养相当高,从他的第二个问题,就看得出来。

克伐,怨、欲不行焉,可以为仁矣?子曰:可以为难矣。仁则吾不知也。

伐在古书里经常代表自负、自高、自大、骄傲、自满的意思。原宪说,一个人自己的反省功夫,能够克服了自满,做到没有骄傲,非常谦虚;也无怨恨,不怨天,不尤人;而且没有大的欲望 ,不作过分的希求,清心、寡欲,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?原宪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提出的,而是他自己的体验心得。他后来退隐草泽之间,可以说这几点都做到了。现在问孔子,这种样子,算不算是仁的境界?孔子还不承认这是仁的境界。他说这是难得的,至于是不是仁的境界,那就不知道了。由此可知孔子所称的仁,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仁的道体,就像道家、佛家所谓“得道”那样,不可知、不可测,是非常高,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。

子曰:士而怀居,不足以为士矣!

怀居,等于所谓“问舍求田,原无大志”的问舍。一个人每天问问房子的价钱;有了三十坪,又想扩充到一百坪;买了一层楼,又想变八层楼,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大志。所谓“掀天揭地,方是奇才。”这是引用《幼学琼林》上的四句话,我们老的这一代,从小就念这本书,接受了这种思想,到现在还背诵得出来,这种观念依然故我,这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东西。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,还不够成为一个士。这句话放在《宪问》这一篇中,可以说原宪在孔子死后,不管功名富贵,而退隐于下层社会,绝不简单,他一定替下层社会,替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,做了很多大众福利的事情。而原宪之所以甘心放弃功名富贵,可以说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,因此他硬是要责备子贡“学道而不能行之,病也!”等于对子贡的不满意,指摘他没有做到老师所教的学问道理,光是摆那么大的排场而已。

又如汉高祖刘邦,在前方打仗的时候,后方仅靠萧何一个人。刘邦和项羽打了七十多回仗,都是打败仗,可是兵源、后勤的补给,从来没有缺少过,这就是因为萧何在后方,政治、经济都做得好,社会非常安定。而刘邦在前方,每见到后方来的人,都要问萧何在做些什么。萧何觉得奇怪,就和宾客——智囊 、幕僚们——谈起这件事。其中有一个人告诉萧何,老板有所怀疑了。因为刘邦在前方作战,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,都在萧何的手上,假如萧何随便左右摆一下,就不得了的。这位幕僚就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的事。后来有人向汉高祖密告萧何敛财侵占民田,霸占民房,汉高祖看到密告,才对萧何放心,反而一笑了之。这可从反面道理,了解正面人生。

狼虎丛中安身

子曰: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无道,危行言孙。

这个“危”字就是正的意思。“孙”字古代与“逊”字通用,逊者退也,就是谦退的意思。孔子说,社会、国家上了轨道,要正言正行;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,自己的行为要端正,说话要谦虚。字面意思解释了,我们再研究一下孔子

这看来好像他很滑头,教学生们几种态度。其实不是滑头,在这里是教人处世的臣道,做干部的基本原则,也可以说是作人的基本原则。天下太平,国家社会都上了轨道的时代,一个正人君子,行为要端正,说话正直,没有关系,无所顾虑,也不会有斗争。但当处在动乱的社会中,第一个原则:行为要端正,如当公务员,不贪污,不犯法,规规矩矩,方方正正。可是在言语上,少发牢騷,不要得罪人。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,否则的话,往往出问题。从历史的记录,生活的经验,都可以看到。

前面曾经说过,大家说盖棺论定,而在人生经验中,有许多人,许多事,盖棺不足以论定,有许多人硬是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的。看穿了这个道理,又何必怨天尤人?

第一个就说到岳飞,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,他要北伐,完全对,所以岳飞的人品行为,是危言危行,正言正行,结果蒙冤死了。他没有做到《论语》这一段的“危行言孙”,怎么说他言不逊?“直捣黄龙,迎回二圣。”是他要北伐的口号。二圣是宋高祖的父亲和哥哥(过去帝王时代,称皇帝为圣人,非常有趣。)他当时的口号,就是非打不可,准备一定要打到东北去,把太上皇、皇兄两个人请回来。他这个话说得也对,是正言,但二圣回来,高宗怎么办?所以秦桧要杀岳飞,不过是拍高宗的马屁。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,认为岳飞真可爱,可是打尽管打,迎回二圣来,教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?而这个话,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,所以岳飞的死,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“危行言孙”!

第二个说到冯道,这个人前面曾提过的。在唐宋之间,五 乱华几十年间,换了好几个皇帝,都是 人来统治。五个朝代,都请他出任要职,活了七十三岁死了,晚年号为长乐老人。可以想象得到,此人第一是“危言危行”,生活非常严谨,本身一点漏洞、毛病都没有,既不贪财,又不好色。他家里一口放生池,养了一些鱼,他儿子抓了一条鱼吃了,也被他责打了一顿。可是历史上批评他没有气节,有奶便是娘。欧陽修论历史,直骂他无耻。可是在冯道的诗中,发现他的思想,认为只要立身端正,在狼虎丛中,都可以站得往。他认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中,都是豺狼当道,不须向谁尽忠。只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神,中华民族的命脉,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,用不着为 人尽忠。他等了好几十年,直到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赵匡胤。这个故事说明冯道在当时那么乱的时代,对“危行言孙”是做到了。本身的行为非常端正纯良,而态度上、言语上,绝对有分寸,不发牢騷。与欧陽修相反的意见,有王安石、苏东坡等人,他们却认为冯道是菩萨位中的人。由此可见是非之难定论。

子曰: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,勇者不必有仁。

这又是孔子对于人的才德分类。他认为真正有道德、有修养的人,一定有文字著作,或者有名言留给后世。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这些人,都有德又有言。但是有些著作的人,文章写得很好,理论上讲修养、讲道德,也说得蛮像样的,却不一定有很好的修养德行。一个仁者一定有大勇,这个勇并不是会打架的好勇斗狠;而一个勇者,不一定有仁。这里要注意的是“不必”两个字,这表示不一定。当然,有言又有德,有勇又有仁更好。

度德不量力

下面讲到有德有言,有仁有勇的具体事实。

南宫适问于孔子曰:羿善射,奡荡舟,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。子曰:君子哉若人!尚德哉若人!

南宫适就是南容,前面上论和下论都提到过他。我曾说过,孔子不会那么简单,仅仅是听南容唱了白圭之歌,就把侄女嫁给他,现在在这里,我们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样一个人。

他请教孔子的问题,提到后羿。古代的传说,当时天下有十个太陽,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个,只剩下现在的一个太陽。他也会法术,有些丹药,吃了能长生不死。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,因为偷吃了他的丹药,就飞到月宫去了。这是中国古代的神话,要研究中国古代史,就要透过这些神话,中国的神话中有很多问题、很多道理,我们现在暂且不去管它,后羿凭他射箭技术和武勇,为有穷国君,想称王而最后不得好死,被他的臣子寒浞杀掉了。奡又是寒浞的儿子,力气很大。所谓荡舟,就是可以把在 海里航行的船,一手抓起来在陆上拖着走。后来也不得好死,为少康所诛。南容说这两个人,一个射箭技术那么好,一个力气那么大,而后来都不得好死。他举这两个例子,说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别人,而想有好结果,反而都不得好死。

另一面他举出禹王、后稷的例子:后稷是唐尧的农师,对于我国农业社会的建立,他的功劳最大;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。南容说禹和后稷,没有羿、奡那么大的雄心和本事,自己规规矩矩去种田,很平凡老实的人,最后都得到了天下。禹是自己得天下,后稷是他的子孙得了周朝天下。南容举出两种人,一种人不择手段而成功,了不起。(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感慨很多:某某人不择手段的发了财,在社会上就很神气、很吃得开。我为什么要讲道德呢?现在这种思想,很迷惑人。)但南容认为这些并没有用,最终还是要倒下来。另一种人则是殷殷实实地做他分内的工作。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对?他只提了这个问题。孔子听了以后,并没有答复他,因为南容的见解非常高明,这个问题不须要答复。所以他一退出去了,孔子就告诉其他同学,这个人思想这样正确纯正,真是了不起的君子,这才是最高的品德。

子曰: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!未有小人而仁者也!

这都是连接上面一贯的。孔子说,一个君子不仁,是有的;但是一个小人能仁,这种事是不会有的。以现在的话来说,一个好人不仁慈,有这个道理,如果说一个坏人而能仁慈,那是不可能的。

我们知道孔孟的思想,都是“春秋责备贤者”的作风,孔子所要求的对象,主要的是知识分子。在古代教育不普及,知识分子少,一个君子当然要仁慈。但是人非圣贤,谁能无过?有时不仁也是难免的事。至于坏人当然没有仁慈的心,坏人如果有了仁心,就不是坏人,有句俗语“强盗发善心”,这是不大可能的。如真的强盗发了善心,他就不作强盗而改作好人了。

爱里生害

子曰:爱之,能勿劳乎?忠焉,能勿诲乎?

这句话有关于教育,也有关于个人修养。真爱一个人,如爱自己的孩子,不能溺爱,太 爱了就害了他。要使他“劳”,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,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。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,他有个孩子很好,很乖,他说预备将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厂做工,我非常赞成。在我们看来,像他这样的家庭,无论怎样好的教育,生活环境是太舒服了,弄不好会害了这孩子的一生。教育和《孙子兵法》一样,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,硬要想办法使他受苦,使他知道困苦艰难。以这种道理,就能理解“爱之,能勿劳乎?”这句话,也可以理解人生。其次,不管部下或朋友,即使对自己很忠实,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,还要教育他、培养他。

下面转了一个气势,是孔子批评当时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风,以切磋为学的外用。

子曰:为命,裨谌草创之,世叔讨论之,行人子羽修饰之,东里子产润色之。

这段话孤零零吊在这里。所说到的四个人,当时都是郑国的大夫。为什么?我们知道上古王道讲道德,后世霸道讲事功。春秋战国时的五霸,第一个霸主,就是由郑国开始,所以郑国在春秋战国初期,相当有力量。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等于现在的英国,没落了。虽然没落了,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,还是蛮大,因为郑国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。这里所提的四个人,都是郑国政治上的要人。

孔子这句话所说的“命”,就是古代非常重视的“诰命”。诰是诰,命是命,两种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。比方现在一国的元首,到另一国家访问过后,发表联合公报。这种公告,起稿的人非常费心,每一个字都要斟酌,这种文件不但影响当时的整个国际关系,将来历史还要留下来的,对与不对,作为历史批判是非善恶的依据。我国五经中《尚书》的记载,就是中国上古政府的文献资料。透过这些资料,可以了解我们过去的历史。诰命就是这些文件。我们现在一般人称它为“大文章”,不止是这一代的,而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大文章。

孔子说,郑国的诰命颁布出来,非常慎重,先由裨谌起草,然后由世叔来讨论、检查、研究。“行人”是外 官名,“子羽”是人名。再由外 官子羽来修改,最后还要经过首相子产,在文采辞藻方面,加以润色。以现在的程序来说,好像是由秘书起稿,送给有关单位会稿,然后经过外 部改正,这还不够,最后经过首相修改文章的辞句,增加文字美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郑国在那么混乱的时代始终人才济济,发出来的文告,有那么慎重,经过这几个大手笔的考虑才拿出来。这是孔子告诫从政的学生,一个从政的人,一下笔乃至写一个条子都要当心,尤其是有关政治大问题的决定,一写下去,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模子,不能草率。所以孔子提到“为命”之难,告诉学生们,不要疏忽。

为政难 作人更难

或问子产。子曰:惠人也。问子西,曰:彼哉!彼哉!问管仲。曰:人也,夺伯氏骈邑三百,饭疏食,没齿无怨言。

有人问孔子,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?孔子答复他,子产是大政治家,了不起的人物。子产当政的时候,对于社会贡献很大,对国家的老百姓,是有恩惠的人。

再问楚国的子西怎样?子西是楚国的宰相,孔子到楚国时,他怕孔子会把他的位置挤掉。而孔子答复,只是说“他,他啊!”就没有再说什么了。这就是孔子的厚道,假使现在的人,就非要攻击子西不可了,孔子没有这样做。当然他不同意子西这个人,历史上的记录,子西这个人并不高明,而孔子只是“他,他啊!”两句,不作批评。

此人又问管仲这人怎样?管仲比孔子早,齐桓公称霸的时候,他功劳很大。每次讲到管仲,孔子都很佩服,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来称赞他,那才够得上是一个人,真了不起!他在当政的时候,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,连着的好田三百,没为公有,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,只有清菜淡饭可吃,但一直到死,没有怨恨管仲,心服口服。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,了不起!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,政治家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,不过是官位上的功勋,而能做到称为一个“人”,这才了不起。管仲将别人的财产拿过来,别人因此终身穷困,而对他毫无怨恨,认为处理得很公平。一个当政的人能做到这样,的确是了不起,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这样。可见他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,对于其他的人所还报的,一定有他处理的政策与方法,所以孔子要对他连连赞叹了。

不学谓之贫

现在开始讨论的,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中所讲的“知人论世”的道理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,也可以了解自己、认识自己。站在人文哲学的立场来说,一个人要认识别人困难,认识自己更难,尤其年龄大了,经验多了,接触的人广了,就感觉到认识自己太难了。下面就是孔子“知人论世”的一番话:

子曰:贫而无怨,难;富而无骄,易。

“富而无骄”,有地位、有财富,成功了不骄傲。本来这个修养很难的,并不是很容易,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容易。古今中外有些人因为地位高了,风度蛮好;风度好是外形的,外形过得去,看不出骄傲来,已经了不起,但是内心到底还有一点觉得自己了不起。

刚才与几个国外回来的学生闲谈,他们说到,过去有一部分人,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,相差太远,做父母的,尊严得不得了,非要摆成那副样子不可。也有的说,自己的父母并不如此,与子女相处像朋友一样。有的以地域来说,指本省有些家庭,父母对子女还是摆一副尊严的模样,我就问他们在国外有没有注意,华侨社会里,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态度,也是保持着尊严。这是广东、福建的风气,他们还保持了老一辈子的父母的威严。而父母子女相处比较开明一点,多半是在上海生长的人。父母保持他们的尊严,只是过分或不过分,并没有错。有的又说,父母保持那股威严,就是一种傲慢心理,觉得我有儿女,儿女就要听我的。我说这可不能列入骄傲的范围,更不要错用了骄傲这个形容词。

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,有许多人想不骄傲,很难做到。富贵了,地位高了会骄傲;有钱会骄傲;年龄大了也会骄傲,认为自己多吃了几十年饭,年轻小伙子就不行,其实多吃的几十年饭,不一定吃得对;学问高了也会骄傲。所以要修养到“无骄”,实在不容易。不过在比较上,富而无骄和贫而无怨,两者之间,还是无骄容易一点。

“贫而无怨”的贫并不一定是经济环境的穷;不得志也是贫;没有知识的人看到有知识的人,就觉得有知识的人富有;“才”也是财产,有很多人是知识的贫穷。庄子就曾经提到,眼睛看不见的瞎子,耳朵听不见的聋子,只是外在生理的;知识上的瞎子,知识上的聋子,就不可救药。所以贫并不一定指没有钱,各种贫乏都包括在内。人贫了就会有怨,所谓怨天尤人,就牢騷多,人穷气大,所以教人作到“安贫乐道”。这是中国文化中,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大原则。但是真正的贫而能安,太不容易。

现在有人,拿“安贫乐道,知足常乐”这两句话,批评中国文化,说中国的不进步,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。这种批评不一定对,“安贫乐道”与“知足常乐”,是个人的修养,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养到。我们当然更不能说中国这个民族,因为这两项修养,就不图进取。事实上没这个意思,中国文化还有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等鼓舞的名言,我们不可只抓到一点,就犯以偏概全的错误。这两句话,是对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尺码,一个考验。

子曰: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。不可以为滕薛大夫。

先解释原文文字: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,后世朱熹的注解,说他很清廉,安贫乐道、知足常乐的人。赵、魏是大国,对下面滕、薛两个国家而言,赵、魏比较大,滕、薛比较小。

识人难 识己更难

关于“老”,过去的官名有“三老”,也有“三公”。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,但在秦汉以后,就很少有明文规定这个官衔了。他们学问道德崇高,没有实际行政,所谓“坐而论道”,着重在建议和指导,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,什么都不管,可是样样都要问。越是国家大事,越是很重要的决定,越要请他们参加意见。往往一句话可以推翻整个政策,或者建立新的政策。至于“老”,也是如此,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职务,本身要学问好,人品好。凡是清要的官,只要说一句话,影响很大,皇帝都非常重视。到了现在,学术界,以及政界,对所尊重的人,常称某公,或尊称为“老”,就有“国之大老”的意思。

孔子这里说,孟公绰这个人,要他做赵、魏大国中的大老——顾问,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;他的才能、学问、道德,担任这个职务好得很,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滕、薛两个小国家请他作大夫,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,当部长,或院长,那就不行,会当不好。

孔子以这个问题,与学生讨论。孔子论人,认为有许多人,担任某一种大位置、大要职,蛮好;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,去执行一个任务,就完了。平常看他,学问好,见解也好,写的文章、建议、办法都对。可是,让他去实际从事行政工作,就不行。有些人,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,执行任务,会办得很好,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,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,那他又完了。所以作领导的人,对人才的认识很难,对自己的认识也难,要晓得自己能作什么,可真不容易。

我过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,老师们教的一些散文和诗,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。我的一位老师曾有一首评论历史的诗,讲得非常好:“隋炀不幸为天子,安石可怜作相公。若使二人穷到老,一为名士一文雄。”这意思是说,隋炀帝运气不好,当了皇帝;而王安石很可怜,作了宰相。这两个人若是不得志,王安石将成为大文豪,他的文章那么好,恐怕当时和后世对他的敬仰,还要更高,隋炀帝如果当时不作皇帝,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士,一个才子。

我们再说李后主,真是好的文学家,那么好的文学,真好,过去找不出来,以后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好的文学家,实在太好了,可惜当了皇帝。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。不过话得说回来,文学又谈何容易?《红楼梦》之后,再也写不出第二部《红楼梦》,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家庭,没有像曹雪芹一样,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,没有那个经验,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。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,没有跑过江湖,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,也写不出来。文学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李后主的词好,前面曾说过,他花的本钱大,也是当了皇帝, 山又在他手里丢掉,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。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,这些人都是不幸。因此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的哲学,人生得意的事,有时并不是幸福;而有时候失意的事,并不是倒楣。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,有一个人作了一首诗:“眼前乔木尽儿孙,曾见吴官几度春。若使当时成大厦,亦应随例作灰尘。”这首诗是说失意并不见得坏。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国家栋梁,都是他的后辈。第二句是讲自己,像山上的大木、神木一样,自己年纪大了,看到朝代的更替、兴衰、成败多少次,假使自己当时也成为其中的栋梁,早就被烧光了。所以人生得意的事,虽不一定是坏,也不一定就是好,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差。

这些道理可使我们了解孔子讲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,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的话,的确是意义深长。所以刚才提出来用人难,不但对人才的选拔、安置困难,而每个人自己认识自己更难。我们了解了历史的往事,将来自己做事业时,对于人才,对于用人,的确要能知己知彼才对。

全才——智、清、勇、艺、礼

下面讲到怎样才算是人才与全才。

子路问成人 。子曰:若臧武仲之知,公绰之不欲,卞庄子之勇,冉求之艺,文之以礼乐,亦可以为成人 矣!曰:今之成人 者,何必然?见利思义,见危授命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,亦可以为成人 矣!

这里孔子所说的“成人 ”,也可以解释为全人,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。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,孔子说,要求一个全才太难:第一个是智慧,像臧武仲,这位鲁国的大夫,智慧高,知识渊博;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,什么都不要,本身非常清高、廉洁;光是有清廉的德操,智慧的修养,还是不够,还要有勇,如卞庄子。卞庄刺虎,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,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,主要在有决心、决断,须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;就是有了智慧、清廉、勇敢还不够,还要有冉求之艺,文学艺术的境界,样样才能都会。

这四个人的优点:高度的智慧;道德的涵养,没有私欲,没有火气,心平气和;品德好的人,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,所以又要加上勇敢、决断、侠义的精神,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,还要加上文艺境界,与高度的礼教修养,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,就可以为成人 了。这该多难!但是要注意,原文“亦”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,孔子说了如此等等,还是用了一个“亦”可以为成人 矣的“亦”字。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“成人 ”的那个程度。

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,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,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,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,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。

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,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,对子路说,时代不同了,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。现在只要做到“见利思义”,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,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。义就是宜——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、合情、合法。“见危授命”,既然身为负责人,为大家做事,要能做到临危时,接受任命,为达成任务,宁可牺牲自己。甚至 朋友也能如此。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,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,何等环境的考验,纵然过了很久很久,都能言行一致,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。有了这几点,在这个时代里,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,何必要求太高呢!

我们拿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这句话,看现在的社会,有时很好笑,发表任何政见时,要如何如何,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,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,哪里能够作到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”。看现代可以证历史,看历史可以懂现代,如孔子说的“ 故而知新”。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,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。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,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,我就告诉他们,古今中外都是一例,没有外国如何好,中国如何坏。以贪污来说,美国有许多地方,贪污得更厉害。外国人也是人,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,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。有位外 官说太落伍,在美国用不着。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,还是带了去。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,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,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。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,后来两样都对。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,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,说明是中国礼貌,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,说所教的各国学生,只有中国学生最好,最有礼貌。至于棉被,碰到冬天停电,大家冻得要命,而他们穿棉袄,盖棉被最舒服,这都是中国文化。因此也了解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”凡是人,感情思想是一样的,绝对没有两样,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,要注意到古今中外,包括未来的时代,人情世故是一样的。纵然观念两样,其实原则还是一样,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。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,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;说成没有价值,他马上赞同这句话。不过把“道德”与“价值”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。因此,我们教育子弟,不管什么时代,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,绝对是高的,绝对是对的。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,能够使每一个人,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“见利思义,见危授命,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”就很了不起。再进一步,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,集智慧、人品、胆识、才艺于一身的人,那就太难得了。

疑假疑真

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: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?公明贾对曰:以告者过也!夫子时然后言,人不厌其言;乐然后笑,人不厌其笑;义然后取,人不厌其取。子曰:其然!岂其然乎?

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。朱熹的考证是公孙枝,别的考证叫公孙拔。究竟谁对,暂时不去管他,不过都知道这个人是卫国的大夫。孔子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外,对卫国的感情最深厚。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,影响力也很大。孔子问公明贾——公明贾也是卫国人。孔子问他说,夫子(我们后世拿“夫子”为对孔子的尊称。孔子当时“夫子”两字,等于我们现在以“先生”称人,这里就是指公叔文子。)是卫国的闻人,社会上很有声望,政治上很有影响力,大家都说他很好,但有一点不知可不可信?公叔先生平常不随便说话,说一句话就有相当分量;也不说别人是非;也不轻易笑;也不贪。

公明贾就说,别人对你所讲的,把他描写得过分好了。其实他讲话能把握时间、要领,不讲废话,恰到好处,因此人家听了,不讨厌他的话。他高兴了、痛快了就笑,笑得恰到好处,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。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见人跌倒而哈哈大笑,这个笑,不得其时,人家已经跌得很痛,很狼狈了,这不应该笑的,偏要笑,岂不让人讨厌?

关于取,合理的送他礼物,适可而取,不故意标榜清高。

他这样一解释非常好,但是公叔文子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点问题。所以孔子听了他的解释说:“是吗?真的吗?”是表示怀疑口气。是否这个人徒有虚名,很难断定,如白居易的诗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下士时,若是当时身便死,一生真伪有谁知?”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,有人造他的谣,说他企图把侄子杀掉,自己当皇帝,使周公也怕起来了。而王莽在没有叛国以前好得很,满朝文武,全国老百姓,没有人说王莽是坏的。假使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,那么他们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谁知道?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诗,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,使我们知道,有些人运气不好,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了,可知人生定论很难。所以对于公叔文子,在公明贾替他作解释以后,孔子说:“是吗?难道真的吗?”存疑是可以的。

挟兵自重

子曰:臧武仲以防,求为后于鲁,虽曰不要君,吾不信也。

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,犯了罪自己逃出去。可是不肯放下权力,在防区上整兵振武,向鲁君要求,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。他用这个方法,取得这个位置。孔子说,他这样做,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,不说要挟,但是这不必骗人了,我是不相信的,他分明是用要挟取得富贵功名与政权。中国历史的藩镇祸国,都是同此一例的办法。

子曰:晋文公谲而不正,齐桓公正而不谲。

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。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,就是霸业的开始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,而中央政府的皇帝,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布,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。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,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,并不能称为王道,统统都是霸道。真正达到三代以上,以道德维系的政治,那才是王道。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。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,仁义道德,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,变成口号了。

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,也有好坏,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,他对晋文公的为人,不以为然。谲就是用诡道、手段。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?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,流亡在外十九年,他的高级部下,智囊 之一的舅犯,断定他一定能复国:“重耳(晋文公的名字)在外十九年矣,险阻艰难,备尝之矣。民之情伪,备知之矣。”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,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,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。齐桓公就不是这样,孔子认为比较好,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。根据孔子这两句话,研究历史上帝王、领人 的心理,与少年时代的遭遇、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。

管鲍之

因为孔子讲到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比较,而且加以评论,子路就来插话。

子路曰:桓公杀公子纠,召忽死之,管仲不死,曰未仁乎?子曰: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!如其仁!

子路说,老师说齐桓公好,但是我想起一件事。齐桓公和公子纠,是兄弟也是政敌。管仲没有得志的时候,原来是帮助公子纠的,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名召忽,当时公子纠死了,召忽也拼命作战,为公子纠而死,但管仲并没有殉职。这样说来,管仲的人格还是有问题。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。当时帮助齐桓公成功,有名的名臣是鲍叔牙。桓公问鲍叔牙,如果想成霸业,把齐国治好,谁是好的人才。鲍叔牙就推荐了管仲。但管仲曾经在作战的时候,用箭射过齐桓公,幸好没有将齐桓公射死,而射中了衣带钩。所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推荐后说,管仲这个人曾经助过公子纠,而且用箭射过我,幸好只中衣带钩,我没有杀他,已经够宽大了,你还要推荐他?鲍叔牙就说,你要振兴国家?还是要报私仇?你如果想成霸业,就不要记私仇。因为他是人才,当他帮助公子纠的时候,应该射你的。各为其主,立场不同嘛!齐桓公也有汉高祖相同的气度,因此用了管仲。

大家 朋友,常引用历史上管鲍之 ,把管仲与鲍叔牙的 情,来比拟知己之 ,但要真正达到那个程度太难了。中国五伦之道,朋友一伦是很重要的,也很难的。像管仲与鲍叔牙这种知己的朋友,在历史上只这么一个例子。任何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知己,管仲最穷的时候,生活一切都依赖鲍叔牙。共同做生意赚了钱,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红利,鲍叔牙也不在乎。这还不算太难。齐桓公成功了,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,这也还不算难。管仲晚年就说“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叔。”人生得一知己太难。知己到什么程度呢?管仲临终以前,齐桓公问他,鲍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职位。管仲说不可以让鲍叔牙当宰相。鲍叔牙一生都照应管仲,照普通一般情理讲,管仲临死了,应该将这个职位 给鲍叔,以为报答。现在由齐桓公提出这个意见来,他还说不可以,好像管仲不够朋友。其实他有他的道理。管仲对齐桓公说,你不要害鲍叔牙了,他这个人的人品实在了不起,气度也非常大,可是嫉恶如仇。一个当首相、当主管的,要能藏垢纳污,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,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。鲍叔牙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太好、太清了,不能包容坏的一面。如把政权 给他,害了你齐桓公,也害了鲍叔牙。这样鲍叔牙也很高兴,认为只有管仲懂得他。

所以我们同事之间、朋友之间相处,都晓得讲历史上这件事情。我们文化深厚,就是历史上的故事太多,前辈的经验太多了。我们读书也是为了吸收这些作人做事的经验。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事情,有两个好朋友又是同学,其中一个当师长。当他要 卸这个师长职位的时候,上级也决定由他的同学来接他的位置,可是他极力反对。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帮同学好友的忙,他说我不愿害自己的同学好友,如果他来接我的事,依他的个性,结果一定会弄到坐牢。最后事实证明,果然如此。朋友能够 到这样,谈何容易!普通人只看现实,所以介绍管仲等等的故事给诸位,我们要知道 友之难,待友之难,以及得一知己之难。

这里子路提出来说管仲这个人的做法,恐怕不仁吧?孔子说,春秋时代开始的时候,齐桓公虽然是霸主,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权的威信重新整顿,九次召集了诸侯开联合会议,安定了国家社会,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人,固然霸业是权术,可是他权术的最高原则还是道德,致使周朝的历史能够再延续下去。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,这已经很好了,也就是仁义之道了。何必求之太过呢!

死生亦大矣

讨论到这里,子贡就起来辩论了。

子贡曰:管仲非仁者与?桓公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。子曰:管仲相桓公,霸诸侯,一匡天下,民到于今受其赐;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!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,自经于沟渎,而莫之知也!

子贡拿个人的人格来看管仲,可以说他是不仁不义。齐桓公杀了公子纠,管仲本来追随公子纠的,照理也应该殉死,他却不能以死尽忠,后来反而更进一步,投降齐桓公,居然贪富贵作宰相,就更不对了。孔子说,政治道德、人生道德,很难评论得公平中肯。管仲投降了齐桓公以后,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,把当时那么乱的社会辅正过来,对历史的贡献,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太大了。到现在管仲已经死了,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处,今天社会能够安定,各个诸侯的国家能够安定,都是他们的功德所赐,假使当时没有管仲,那我们即已变成野蛮民族了。“被发左衽”就是野蛮民族。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,我们现在都披发,是外国文化。“左衽”,试看过去的西藏、蒙古等边疆民族,都是左肩披着衣服,右肩臂露在外面,这是文化野蛮落后的象征。可是现在我们的装束,也都是被发左衽,向原始文化投降了,好在不止我们,整个世界都在被发左衽。讲到这一点,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,总有一天会站起来。

孔子告诉子贡,管仲对历史的贡献有如此的大,没有管仲,我们的文化都可能灭绝了。这种情形,又怎么是普通男女,认为他怎么不为公子纠而死的观念可比呢?公子纠对管仲并不好,不听管仲的意见,如听管仲的意见,就不会有齐桓公,而是公子纠起来了。公子纠不以管仲为国士,管仲也不必要为公子纠殉死。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来责备管仲了。普通人一碰到失败就自杀,毫无价值,好像倒在污水沟里,这样一死了之,又有什么意义?所以他不轻易为公子纠而死,以致后来有这么大的贡献。那么这生死之间的价值取舍,就另是一番评估了。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,与文子同升诸公。子闻之曰:可以为文矣!

公叔文子,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公孙拔或公孙枝,文子是他的谥号。我们先要了解,春秋战国时代,依照中国的封建制度,平民很难上来做官,但不是绝对不能。在这种制度下,公叔文子的部下僎由公叔文子的提拔,从平民而提升保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。孔子说,公叔文子真够得上称“文”。中国古代谥法称“文”是很难的,根据《谥法》解的记载,称文的有下面几种:一、经天纬地,二、道德博闻,三、勤学好问,四、慈惠爱民,五、愍民惠礼,六、赐民爵位等六种。如明代的王文成,清代的曾文正,就是这个“文”。

人尽其才

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。康子曰:夫如是,奚而不丧?孔子曰:仲叔圉治宾客,祝鮀治宗庙,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,奚其丧?

孔子在卫国很久,当时的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敬重,但却没有启用孔子。卫灵公好像是个活宝,他 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,政治不算好,也不见得太坏,可是卫国上下对孔子都很敬重。但在一般舆论,对卫灵公颇多不满。季康子就说,卫国的这位领人 既然这么坏,怎么卫国不会亡国?孔子说,卫灵公尽管不好,但他会用人,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。

这一点我们又要看历史了,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,一个主管,是不是善于用人,非常重要。就是在商业上,一个做老板的,善于用职员,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。如果职员用得好,公司到了危急的时候,都不会垮台。一个机构如此,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一样。人才要安排得好,而且人才处处都有,看你怎样安排,有的人这方面不行,而另一方面有所长。

所以孔子谈到卫国的时候,季康子问这样一个领人 怎么不亡国。孔子就指出,卫灵公用了最好的外 家仲叔圉治宾客,就是办外 。在国际动荡的时候,外 最重要,而他用到了好的外 家。还有祝鮀治宗庙,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,以现在制度来说,包括了教育、文化、内政,都属于宗庙的事,上论曾经提到,所谓“祝鮀之佞”是指这个人很会说话,是一个理论家、政论家,他还办过一次成功的外 。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、军事。一个国家外 、内政、文教、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,卫国怎么会亡?只是卫灵公本人活宝一点,不过虽然活宝,他会用人。在历史上,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代,中期时有些职业皇帝都蛮活宝的,但是他会用大臣,干部用得好,而且绝对可以信任,就行了。缩小范围,一个单位主管,一个家庭,对家人子女,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但从后世认定属于伪书的《庄子·杂篇》中,却有推重卫灵公之所以称灵的道理,并不如此简单。

子曰:其言之不怍,则为之也难!

孔子说这话的意思,指有些人吹牛脸都不红,这还不算,最怕是吹了牛不兑现。真做到了,就不算是吹牛了。所以我们做事、说话时要慎重考虑,大言不惭很容易,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。讲解《论语》到现在,已经十四篇了,每篇都有高潮起伏,一点也不呆板。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向了。

为正义而言

陈成子弑简公,孔子沐浴而朝,告于哀公曰:陈恒弑其君,请讨之。公曰:告夫三子。孔子曰: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!君曰: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,告。不可。孔子曰:以吾从大夫之后,不敢不告也!

这一段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,国际上发生大事,齐国的部下叛变,杀了皇帝——皇帝是口语,正名应该是齐国的国君,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。(下面杀了上面为“弑”,这是《春秋》笔法。)孔子听到这个消息,看得非常严重,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,洗了澡,穿了礼服去朝见鲁哀公。他说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。陈恒杀了他的国君,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。

这就是中国文化,自古以来,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,所谓“兴灭国,继绝世”的主要精神,就是在国际间,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,出兵帮忙,替别人消灭了祸乱,然后还是把政权 还给该国。我们只需要他年年进贡,岁岁来朝。而事实上年年进贡,岁岁来朝,是吃亏赔本的事。譬如过去历史的记载,海外的属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,或者外邦进贡了一头老虎,我们还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几个月,皇帝还要给他赏赐。我们绝对没有土地侵略、经济侵略的野心,中国人只有爱别人,不会侵略别人,自古以来,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,有时出兵打仗,只是为了正义,不是为了利益。

孔子请哀公出兵讨伐陈恒,就是为了正义。而且孔子这个时候,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经下了台,可以不管国事,可能顾问的名义都没有,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讲话而已。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精神,就去报告,请求出兵。但是当时鲁哀公很可怜,所有的权力,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,哀公不能说孔子的主张不对,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,可是没有办法,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讲。孔子说,因为我总是从大夫之后,是国家有地位的人,职责所在,道义所在,不能不向你报告。鲁哀公听完了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,于是孔子退回来,告诉季家三兄弟。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,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。孔子说,因为我是鲁国的人,所以我不能不说,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,我已经告诉过你们,也向国君报告过,我的个人责任、国家责任、历史责任都尽到了,做不做是你们的事。

这一段,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,中国的政治哲学也在这里。我常和外国留华的同学们说笑,就以留学生来说,现在我们的留学生,在外国打工、端盘子洗碗。但是由唐代开始历史上可以看到,当时外国来华的留学生,达数万余人,我们的政府,在长安建筑了几千间房屋,招待吃、招待住,让他们读书,学习 中国文化,够漂亮!哪像现在你们驻华的领事馆,办起签证来,还再三考虑,深恐会占了你们的工作机会。话说回来,历史时代的环境不同,当然不可一概而论。只是在这一段里,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、军事思想、文化思想、民族精神的重心,可以有个概要的认识。

风云际会

子路问事君。子曰:勿欺也,而犯之。

这里的“事”字是动词,和服侍、侍候的侍同义。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,应该怎么才对。孔子说,既然作人家的干部,就要绝对忠心,不可欺骗上司,不骗他就要说直话。但说直话也很难,所谓“忠言逆耳”,可是要对领人 尽其忠,不妨冒犯他一下。

讲到这方面,在我们中国历史上,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,旁注便有“拂其龙麟”的话,以前对皇帝以龙作为表征,据说龙的个性,能柔能刚,随便怎样碰它的鳞甲,都不会生气,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,倒的,那是致命所在,绝对不能碰,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。这就说明为领人 的,度量要大,对有理取闹的,能够包容原谅。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,千万不可以碰。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,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,则不能随便说了。以现代的行为道德讲,适当的限度,保持别人的自尊心,是必要的。所以历史上有些大臣“犯颜谏诤”,就是说领人 已经很生气了,可是忠心的部下为了他好,不管他怎样生气,应该说的话,还是要讲。我们读《宋史》,赵普对宋太祖,就做到了“勿欺也,而犯之。”

有一次,赵普推荐某人作官,宋太祖不答应。第二天,赵普又上奏推荐这个人,宋太祖还是不答应。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,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,气得大发雷霆,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。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,把这些碎片拾起来,带回去。过些天,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,又带上朝去推荐。宋太祖这一次总算醒悟了,终于任用了这个人。又有一次,有个大臣应该升官,但是宋太祖一向讨厌那个人,不准他升。赵普极力奏请太祖批准,宋太祖又被赵普惹火了,气呼呼地说:“我就是不让他升,你又能怎么样?”赵普说:“刑赏,有天下刑赏的准则,陛下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?”太祖气得离座而起,回到内宫。赵普就跟着站在宫门口,久久不肯离去。宋太祖后来也就答应了。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,但是他也有缺点,心胸不宽,容易记恨。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贱时,对他不好的人们。每逢这种情况,宋太祖就说:“若尘埃中可识天子、宰相,则人皆物色之矣。”劝赵普度量放大,不要计较这些小节。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,哪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。后来,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。

这种类似的故事,在《贞观政要》这部书里,记载得很多。唐太宗、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。不过话说回来,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,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。照《贞观政要》的记载,长孙皇后也很好,所以还要老板娘也好。不然的话,就变成上论中所讲的“事君数,斯辱矣!”

子曰:君子上达,小人下达。

这两句话,大家都知道,经常引用,已变成成语了。自古以来,对于上达与下达的解释各有各的观点。综合一般的观点来解释,所谓“上达”,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,就是比较形而上的、升华的。所谓“下达”,就是比较现实的、卑下的。深入一点说,君子与小人,在春秋战国时代,尤其在孔子言论中,经常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名称。因为真正研究学问,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。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,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,而只是在求知识;尽管有人在搞思想,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,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。研究思想怎么来的,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。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;形而下、现实的、浅近的就是下达。“达”就是通达,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,过去的习惯,问人读书的情形,不问他读了什么书,有没有文凭学位,只问读通达了没。再说,“上达”,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。“下达”,便是比较浅近,只重于现实的低视。

为谁读书

子曰: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

这两句话我们有几方面值得注意。第一点应注意到的,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看法。第二点,研究这两句话,怎样为己,怎样为人。一般说为己就是自私;为人就是为大家,也可强调说是为公。“古之学者为己”,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。“今之学者为人”,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。这个问题就来了,从文字表面上看,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,好像比古人更好,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,这是一种观点。

刚好昨天有一位同学,讨论到这个问题。他写一篇博士论文,中间有一段,引用了这两句话,作东西文化的比较,就是持这种观点。我告诉他,这一观点可以成立,但是有一个事实,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,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。这一传统的作风,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,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,所谓注重“性向教育”,就是依照个性的趋向,就个人所爱好的,加以培养教育,不必勉强。一个喜欢工程的人,硬要他去学文学,是做不到的。有许多孩子,自小喜欢玩破表、拆玩具,作父母的一定责罚他不该破坏东西。在教育家的眼光中,这孩子是有机械的天才,应该在这方面培养他。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,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。而现在一般人求学问,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。一个普通现象,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,如果考不取,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,对朋友也无法交代。读书往往为了父母的面子、社会的压力,不是为自己。目前在大学里,有些重要的科系,男生人数还不到三分之一,几乎满堂都是女生。譬如哲学系的课,学生有七八十人,他们真的喜欢哲学吗?天知道!连什么叫哲学都不懂,为什么考到这一系?将来毕业了,出去教书都没人要。社会上听到哲学系,认为不是算命看相的,就是神经。可是为了什么?凭良心说,只是为了文凭。有的女孩子,学了哲学干什么?当然也可以成哲学家,不过没有家庭的好日子过,既不能作贤妻,又不能为良母,那就惨了。可是现在的教育,任何一系,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。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,当年他在大二读书的时候,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气了,就对父母说:“你们再这样逼我,我不替你读书了!”他说那时候心里真觉得自己努力读书,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而读的,在自己则并无兴趣。

那么今天的人读书,从文字表面上看,“今之学者为人”,为别人读书,至少是为社会读书。社会上需要,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。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,想深入研究追求,在今日的社会中,这种人不太多。

照目前的状况,如果缺乏远见,我敢说,二三十年后,我们国家民族,会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。因为文化思想越来越没人理会,越来越低落了。大家只顾到现实,对后一代的教育,只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有前途,能赚更多的钱,都向商业、工程、医药这个方向去挤。如物理、化学等理论科学都走下坡了,学数学的人已经惨得很。在美国,数学博士找不到饭吃,只好到酒馆里去当酒保,替人调酒,还可赚美金七八百元一个月。

放大点说,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,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没落。二三十年后,文化衰落下去,那时就感到问题严重。在座的青年朋友还来得及,努力一下,十年、二十年的功夫用下去,到你们白发苍苍的时候,再出来振兴中国文化,绝对可以赶上时髦。

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,时代到了没落的时候,人类文明碰壁了,就要走回头路。所以今日讲承先启后,的确须要准备。可是全世界的文化,目前还没办法回头,叫不醒,打不醒的,非要等到人类吃了大亏才行。没有人文思想,人类成了机械,将来会痛苦的。所以这两句话,也可解释为:“以前的人读书是为了自私,现在的人读书是为公”,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。

再另外一个观点,我们中国文化里,宋代大儒张载——横渠先生说的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;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,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。学者为这目的而学,应该如此。

谈到这位先生,是孔孟以后的儒家,宋明理学家中,影响力很大的一位。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“太保”,意气非常盛,身体棒,思想开拓,喜欢闹事。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,张横渠才二十多岁,年纪很轻,奔往前线,要投军参加作战。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,约他谈话,劝他回去读书,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,等到书读好,慢慢再来,同时将一本《大学》 给他。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,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,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,自有他的天地。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,回去再读《大学》,从此放下一切,专心求学问了,后来成为一代名儒。宋代几位大儒,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。范仲淹在前方,出将入相,以文人当统帅,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?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,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,不能这样埋没,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他。果然后来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,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,非常深远。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,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。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,学者又应该是为人;不止为自己求学,同时也为人求学。这个“人”扩而充之,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整个人类文化。

称职的使者

下面讲到学问的外用:

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。曰:夫子何为?对曰: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使者出。子曰:使乎!使乎!

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,而卫国是孔子对它比较有感情的国家。孔子到卫国时,就住在蘧伯玉的家里,孔子和许多弟子的生活,都是蘧伯玉供应的。孔子回到鲁国以后,蘧伯玉派了一个私人代表来看孔子孔子就陪这位远道来客,坐在一起谈话。孔子问他,蘧先生在家里做些什么事?这位使者就说,我们蘧先生天天在家作修养的学问,希望自己做到每天少些错误。(这就是儒家讲究的每天都要自己反省,在《论语》第一篇就提到过“吾日三省吾身”。每天对自己的思想、行为,加以检点,能够做到少错寡过,就是了不起。)但是他感觉还做不到,没有达到这个标准。

看了这节对话,被人问到长官的事时,替自己主管应对得那么谦虚,那么得体,所以等到他离开以后,孔子就立刻告诉他一些学生,这个人够得上当代表,够得上当大使,他替派他出来的主管所答的话,谦虚而不失体,非常恰当。换句话说,也看出这个使臣本身的修养学问。

这一点我们要注意,假使在自己国家以内,出去为朋友作代表,或被主管派出去办一件事,要把立场先站好,这是很难的。有的人把主管捧得太过分了;有的发主管牢騷,先骂起自己的主管来了,如果到国外当大使,更严重了,那就要看修养的风度了。所以外 人才难得,尤其贫弱国家的外 ,说话的立场,不易把握。

透过这段文字的记载,首先了解的,是蘧伯玉晚年退休以后的修养,确有大臣退居林下的风度,的确不同。第二,表示了蘧伯玉用的干部,代表他出使的人,应对才能之高明。第三,可见主管与干部之间,本身修养的配合。第四,孔子藉此教育的机会,告诉学生们,这样的人,才有资格作使者、当代表。说话得体,谦虚而包涵的意思很多。假使孔子要责备蘧伯玉,或责备卫国的什么缺点,当这位使者说出这句话时,已经把孔子封住了口,使孔子不好意思再说出责备的话来,所以孔子极力称道他。

宿将还山不论兵

因此引出孔子平日的理论,说明这个道理:

子曰: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

这是很重要的,《泰伯第八》提到过,这里又重复出现,一个干部,对于臣道的修养,乃至学者自己本身的修养,都要守住这个原则。这和政治思想也有关。譬如站在政治学的立场,有人说国家的事,是大家共有的,所以人是政治的动物,都是政治的分子。中国人说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人人都应该关心。但是,有个原则,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。”他不在那个位置,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。

在我来说,认为知识分子少谈政治为妙。因为我们所谈,都是纸上谈兵,我们看到这六十年来,都是知识分子先在这一方面闹开了动乱的先声,很严重。尤其人老了,接触方面多了,发现学科学的更喜欢谈政治,如果将来由科学家专政 ,人类可能更要糟糕。因为政治要通才,而科学家的头脑是“专”的,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。

所以孔子这两句话,是为政的基本修养,表面上看来,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,要人少管闲事。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,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,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,就没有体验,而且所知的资料也不够,不可能洞悉内情。因此,我们发现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,不问政治。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,因秦桧当权,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,每天骑一匹驴子,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,绝口不谈国家大事,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:“英雄到老皆皈佛,宿将还山不论兵。”这也就是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道理的写照,孔子并不是说把政治 给当权者去做,我们大家根本不要管。

另外还有一层意思,孔子和蘧伯玉曾经分别在鲁、卫两国当过政的,现在都退休了,虽然还住在自己的国家里,但已退休,就不必再问到国家大事了,所以从这一段话里,轻描淡写地衬托出鲁、卫两国当时的政治,的确是不大高明。因此孔子在无可奈何之中,只好说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了。

思无邪

接下来是以曾子的话作补充。

曾子曰:君子思不出其位。

这句话也可以作为解释上论第二篇《为政》中“《诗》三百,一以言蔽之,曰:思无邪”那句话。同时也是上面“不在其位,不谋其政”的注解。一个人,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,不要太不守本分。不守本分就是幻想、妄想,徒劳而无益的。当然,这个话我们可以站在社会文化的立场反对。研究科学,不怕人有幻想。强调一点来说,历史也是幻想创造出来的,科学的发明,开始也由幻想而创造出来的。真正的科学家,很少有个性不古怪的,他的环境影响了他。每天在实验室里,生活没有情调,如果研究到深入的时候,他手上拿着正在吃的面包,换上块腐肉给他,他都不知道,照拿照吃。但是他如不这样研究得发疯,就绝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。做学问也是这样,要想学问有成就,一定要钻进去,像发了疯一样,然后跳出来,这就成功了。不到发疯的程度,就没有成功的希望。搞通才的,样样搞又样样搞不好,就犯了太聪明的毛病。科学有成就的人,可以说是笨的人,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,这就不能说“思不出其位”了。所以现在年轻人来读这些书,都是反感的,往往加上“统制思想”、“控制思想”等等许多罪名。

事实上,话并不是这么说,曾子并没有谈到这些问题,他只是说人的基本修养。这句话编在这里,等于说是从政者本身人格的基本修养,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,不必过分去干预职权。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,就是“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”。如果用在做事方面,也可以说,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。由这样去理解,这句话的意思就通了。

智、仁、勇

子曰: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

很多话都是意义相同的。不过这个地方,孔子以不同的语句讲出来。就是说要言而有信,讲话要兑现;牛吹大了,事实上做不到,这是君子引为可耻的。不要把话讲得超过了自己的表现,做不到的,绝不吹牛。

子曰:君子道者三,我无能焉:仁者不忧,知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子贡曰:夫子自道也!

这等于一个小结论。有一天孔子感叹说,学问修养合于君子的标准,有三个必要条件。孔子很谦虚的说,这三件我一件都没有做到。

第一是“仁者不忧”。有仁德的人没有忧烦,只有快乐。大而言之,国家天下事,都做到无忧,都有办法解决,纵然没有办法解决,也能坦然处之。个人的事更多了,人生都在忧患中,人每天都在忧愁当中。而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拘绊,而达于“乐天知命”的不忧境界。

第二是“智者不惑”。真正有高度智慧,没有什么难题不得开解,没有迷惑怀疑之处,上自宇宙问题,下至个人问题,都了然于心。像我们没有真的智慧,明天的事,今天绝不知道。乃至此刻的事,也常自作聪明,自以为是。最后是“勇者不惧”。只要公义之所在,心胸昭然坦荡,人生没有什么恐惧。孔子在这里说的词句,字里行间,写出他的谦虚,表示自己的学问修养,没有做到君子的境界。可是子贡对同学们说,不要弄错了,这三点老师都做到了,我们要这样学习 才对,他只是自我谦虚,不肯自我标榜而已。

子贡方人。子曰:赐也,贤乎哉?夫我则不暇!

子贡有时比较直爽,看见不顺眼的人,当面就说人家,得罪人,当面就方你。这个“方”字在四川、鄂西一带的方言中,常常听到人说。如说对某人“方一方他”,就是不妨得罪他一下。有时候说某人个性太直,也说某人是方人,这种人很直爽,常常容易得罪人,子贡就是这样。所以孔子说,子贡啊!“贤乎哉?”你要求别人,不要过于高了,不要希望别人都是贤人啊!有时候要马虎一点,(这与古人对“贤乎哉”的解释,稍稍有点出入。)而且老是得罪人,也不太好。假如是我,就没这个工夫去批评别人。

下面再引用孔子的两句话。

子曰:不患人之不己知,患其不能也。

这两句话,在上论第一篇的最后结论已说过。虽然最后一句文字不同,但是同样的意思。这里是说,一个人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,就怕自己没有真本事,没有真学问,没有真才能,否则终有所成。这句话安置在子贡方人一节下,也是非常有味。

待人接物

这里是孔子所说,为人处世, 友之间的一个信条:

子曰:不逆诈、不亿、不信,抑亦先觉者,是贤乎!

明明别人来骗自己,可是不给人当面难堪,这是“不逆诈”。平生经验,的确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事,明知道对方满口都是谎言,但是姑且就让他骗。他讲完了以后,他所期望的、所要求的目的,也让他达到。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有数,知道他在骗。同时还发现有些人,他完全在骗人,但是他自己已经不觉得在骗人,他骗成了习惯以后,连自己都不觉得在说假话骗人,而变成了他正常的生活方式,甚至对他自己说的假话,也觉得是真的。“不逆诈”就是不揭穿有些人的欺诈。当然,这也要用得好,如果用得不好,我们就犯了很大的罪过,很容易成为“姑息养奸”了,这也不可以的。有的人是真的有困难,不得不骗一点钱,不抢不偷,已经算是好的,明知道骗,不妨给他骗一次,不过要设法感化他,这是“不逆诈”。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扩充到大的方面,但要恰到好处,该揭穿的时候,就要加以教育了。“不亿”就是不随便估计、推测。凭了想象,随便估计推测,认为大概是这样,就犯了主观的毛病,不大好。“不信”就是怀疑。“不亿”、“不信”,等于说不要主观的相信,也不要太客观的不相信。人如果有这样的胸襟、修养,就够得上是有智慧的先觉者,也可以说是一个贤达的人了。

夫子何为者

现在开始,是另一个高潮。

微生亩谓孔子曰:丘,何为是栖栖者与?无乃为佞乎?孔子曰:非敢为佞也,疾固也。

微生亩是道家人物的隐士。讲到这里我们先要搞清楚一点,就是道家与儒家的思想,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。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中流砥柱。而在道家看来,中流砥柱抵得了什么?譬如今天石门水库放水,在中间放块石头,能挡得住流水吗?不过石头自己站住了,没被水冲走,可是水流照样往下冲,挡不住。道家绝不走这个路子。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,始终是走“因应”的路子——顺应自然。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,挽不回来,所谓“ 水东流去不回”,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。道家思想是讲先知,一件事从它的前因,知道它一定的后果。如石门水库放水时,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,但计算水流到某一地段时,轻轻开好一条水沟,就可以把水流疏散了。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,四两拨千斤的道理;也就是军事谋略,以寡击众的要点。所以中国历史上,出来因应时势,拨乱反正,都是道家的人物。

这里我们讲一个思想问题:我们中国几个“子”,实在了不起。除了现在讲的孔子,《老子》这本书,到现在为止,在国外已有好几十种译本。远在三十多年前,在成都有一位女医生告诉我,她在德国留学时去跳舞,召来一名舞男,居然知道中国的《老子》,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国语背诵,她说好在自己在国内是读这些旧书出身,否则还在外国人面前丢脸了。《孙子兵法》这部书,许多国家,包括苏联的陆军大学在内,列为必修课。现在孔子也出国去了,未来世界的文化趋势如何,可想而知。

说到《孙子兵法》,想到《孙子》有名的《势篇》,讲形势。这个名词很难解释,现在世界的军事思想不讲势,而讲力的对比。每个国家都注意有多少兵源、多少物质、多少武器、力的统计。如果只讲这些,只是力的对比,不稀奇。中国的拳术,也反映出中国的军事思想,不讲力,讲劲道。一拳一个劲道,就把对方打倒了。劲不是力。中国人主要讲势,道家说“知其力,用其势”,所以能四两拨千斤,以弱敌强,以寡击众。一个三期肺病的人,能把世界的大力士打倒,那才是本事。十个人可以消灭上千上万敌人,就是运用势。

什么是“势”?《孙子兵法·势篇》最后一句话的结论说:“转圜石于千仞之山。”这就是“势”。一块圆的石头,在一两万尺的高空上转,就是“势”。假使一个四斤重的石头,在我们台北市上空,就仅五千尺的高空转,全台北市的人都要躲起来了,因为每个人都有被击中打死的可能,这一情形就是势。等到这块石头落下地以后,不但是我们,小孩子都可以欺负它,上去小便,它也毫无办法,不过四斤重的石头,谁都搬得动,丢了也就丢了。懂了这个道理,在处世上就可以运用,尤其战略、战术思想,都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。在势没有形成的时候,对敌人政治的、军事的战斗,就无法稳操胜算。孙子也很巧妙,写到这里,再没有继续写下去了。就是要读他书的人,自己去体会、运用。

透过一个故事可以了解“势”的道理。据说大蟒要吃东西的时候,不像其它的蛇要咬住东西,它只要将口张开,可以把一定距离以内的东西,吸到它的口中,吞入腹内。它的攻势一出,尾巴一摆,可以把直径尺把粗的大树扫断,厉害得不得了。可是有一只小蜘蛛和一条这样大的蟒是世仇,要对大蟒报复。就在蛇洞口的树上悬了一根丝下来,等待大蟒出洞觅食的时候,急落下来,打在大蟒致命的头部七寸部位。每当大蟒刚把头伸出来,蜘蛛就急速下降,大蟒就立即缩回洞里,不敢出来。这么厉害的一条大蟒,就这样被一只脆弱的小蜘蛛制住了。反过来,如果这条大蟒能够冲出了洞,躲过头部七寸上的一击,只要一张口,也就可以轻易地把这只小蜘蛛吸进腹中消化掉了。可是当大蟒没办法施展它吸物的毒气时,这样一个脆弱的小蜘蛛,就可要大蟒的命,也就是兵法的原则,战略的道理。历史上,子书上,很多这类故事,在政略上都可供我们活用。

因为这里与孔子讨论问题的微生亩,是一位隐士,属于道家人物,所以在了解这一段书之前,我们先概略的介绍一下两家思想上的差别处。孔子当时碰到几位隐士都吃瘪了。在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,隐士们的影响力很大。尤其以经济观点看,春秋战国以后,一般人都趋于现实,每逢乱世,经济的现实性一定变成很重要;物质的崇拜,越来越高,这也是政治哲学、历史哲学的大问题。可是有少部分人,如道家的隐士,现实的欲望 、富贵功名,对他都毫无诱惑 的作用;他能够吃蔬菜、喝稀饭,硬是“不同流”,屹然而独立。而他们本身是人格高尚、学问渊博、才具高超。如我们提到过汉高祖敬畏商山四皓的故事,可见中国隐士思想影响力之大。过去几千年来的政治,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一直很大。再从另一角度看,这一派人好像对现实不热心,其实也很热心。因为他们站在旁边,使当道者非常注意。他们似乎袖手旁观,又似乎在护航。

微生亩就是这样一位隐士,有一天他对孔子说,你一天到晚悽悽惶惶,(唐玄宗咏孔子的名诗,开头两句“夫子何为者?栖栖一代中。”就是从《论语》这一节脱换而来的。)忙忙碌碌,周游列国,到处宣传讲学,究竟是为了什么?到处去讲学、宣传,又有什么用?你不觉得太过分吗?孔子答复他说,我并不是好说讨人喜欢的话,实在是自己的毛病太深了,用现代话说就是毛病大。这样的解释,和古人的解释不一样。古人对“疾固”两字解释为“讨厌这种固执己见,不肯出来用世的病态。”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太牵强。这是因为后代的儒家思想,反对道家,反对隐士,就借用孔子这句话骂人,责备这些人不肯出来为国家社会尽力。其实,只是他们想作官的门面话。可是孔子绝不是这种态度,他对隐士很尊重。在此,他只是一番自我表白,这句话翻成白话等于说,你老兄劝我不要为时代担忧,是很对的。我之所以一天到晚奔走呼号,那是我的毛病。这是他对隐士们一种谦虚、幽默的态度。真正的心意是,反正你们不出来做事,我出来做事,各走各的路,我为社会国家尽心而已,就算是我的毛病吧!

子曰:骥不称其力,称其德也。

骥是古代的名马、良马、千里马的名称。他说真正的千里马,并不是说它的力量有多大,而是说它的德性好。中国古代的千里马是了不起的。我们看西方赛马 ,马跑的时候,一跳一蹦的,骑在上面实在不好受。中国的良马,跑的时候,左右腿 替奔驰,快得像风一样,骑在上面,有如在平稳的水面上行船,一点都没有颠簸的感觉。良马如遇主人坠鞍,它立刻站住,等主人起来,绝不会践踏到主人或拖着主人跑。如果肚带没有系紧,马鞍不完全,就是骑上去了,它也不走,用鞭子打它也不走。又如老马识途等等,都是良马的德性。这种良马,要有天才,才能训练得出来。劣马则会打滚,会擦墙,使骑它的人受伤,甚至送命。

这两句话编在这里,等于是答复了微生亩问孔子的问题。意思是说,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,不问眼前的效果,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。甚至今天下的种籽,哪一天发芽?哪一天结果?都不知道。下了种籽,终有一天会有成果的。从这里我们想到,孔子的思想,几千年以来,始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,的确是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的。

报怨与报德

或曰:以德报怨,何如?子曰:何以报德?以直报怨,以德报德。

最近日本《产经新闻》发表的《蒋总统秘录》一书,这位日本记者引用了“以德报怨”这句话,说是孔子思想,这是一个错误。“以德报怨”是道家思想,这句话出在《老子》。孔子思想是“以直报怨”。

儒家思想有一点侠义的精神,你打我一拳,我踢回你一脚;你对我不好,我不理你,这很直嘛!你对我不好,我还要对你好,要如基督教圣经上说,你在我左脸打了一个耳光,我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个耳光。就像唐朝的娄师德,告诉他弟弟,要唾面自干一样。但对于娄师德这句话,我们要了解,这是中唐以后的修养。当时天下太平、社会安定,而娄师德是世家公子,历代都作大官,声望很高,他自己在京里做大官。他的弟弟到代州去当太守,上任以前,向他辞行。娄师德说,我们娄家受国家、朝廷的恩惠太大,我两兄弟现在都在作官,一般人会批评我们世家公子比较骄傲,你出去作官,千万要认清这一点,多多忍耐,不要为我们娄家丢人。他弟弟说,这点我知道,就是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,我就自己擦掉算了。娄师德说这样做并不好啊!你把它擦掉,还是违其怨,给人家难堪哪!弟弟说,我懂了,就让它在脸上自己干了。娄师德才说,这就对了。假使所有中国人都是这种修养,那还得了!所以话说回来,作学问不要断章取义,不管上下文,只抓中间一句两句去做,那就要出问题。每个思想,要作整体的研究才行。刚才已经声明了,娄师德出身在中唐以后,国家社会,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安定,而他家里又历代作官,他本身又在中央政府当相职。这样的时代背景,这样的家庭背景,他弟弟在这样环境中所处的立场、位置,就与一般人不同。由穷小子经过考试出来作官,就可以傲慢一点。如果娄师德的弟弟有一丝傲慢,人家就会批评,说靠世家的势力欺负人,所以娄师德对他弟弟的这个教训才没有错,并不是说在乱世之中,拔刀而起的时候也要如此。在这样的时代,不要说口水吐到我们脸上,如有外国人不礼貌地瞪我们两眼,我也要打他两拳。时代不同、环境不同,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就有所不同。所以作学问不能断章取义。

这里有人问孔子“以德报怨,何如?”等于提到道家的思想。孔子的答复,也没有直接反对,只是在逻辑上作一个论辩。他说,别人对我不起,我对他好;那么人家对我好,我又该怎样报答呢?所以他下面就主张“以直报怨”,以直道而行。是是非非,善善恶恶,对我好的当然对他好,对我不好的当然不理他,这是孔子的思想。他是主张明辨是非的。

存心自有天知

子曰:莫我知也夫!子贡曰:何为其莫知子也?子曰:不怨天、不尤人、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,其天乎!

孔子有一天感叹没有人了解他。子贡听见就说:老师何必这样悲观!怎会没人了解你?孔子说,我这一生,“不怨天、不尤人”;从基层的学识,艰苦的人生经验起步,但不为现实所困,能够升华,走入形而上的境界,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。因为孔子出身穷苦,在艰难困苦环境下,体会到人生哲理,成就智慧的德业,升华上达,超越世俗,因此对人世间也不要求别人的了解,存心自有天知。

上面等于结束了自微生亩以后的一段话,下面又转入另一波澜。

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,子服景伯以告,曰: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,吾力犹能肆诸市朝。子曰:道之将行也与,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,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?

公伯寮是鲁国政治上、社会上有地位的人,当时鲁国政权在季家三兄弟手中,公伯寮就暗地挑拨是非,在季孙面前,讲孔子学生子路的坏话,这也是间接的攻讦了孔子。当时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姓子服,名何,字伯,后来谥号景,当时是鲁国大夫。有一天来告诉孔子,公伯寮在捣乱,到处造谣和老师作对,并且在季孙家说子路的坏话,增加老师的麻烦,今天我在政府中的权力可以左右一切,可以放手去做,这种害群之马,我有力量除掉他。意思是向老师请示,要怎样处置这样一个坏人。孔子说,不要那样冲动,不可以这样,我走的是为国家民族、为人类、为天地行正道,能够走得通,是命。倘使这个文化命脉真的要中断了,也是民族、国家、时代的命运。公伯寮这样捣乱,影响不了什么,又有什么关系?这一段书,第一点是看出孔子思想、意志的坚定;第二点说明了孔子的人品道德。在他学生里有这样有权力的人,而且不止一个,但是他始终不运用。他认为这种现实力量,对于文运世风的兴衰,没有什么影响,所以他否决了子服景伯用权力对付公伯寮的建议。由此再引出下文的另一章。

入山未必心安

一些人说孔子思想与隐士相对,其实一点都不相反,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隐遁的观念。

子曰:贤者辟世,其次辟地,其次辟色,其次辟言。

这好像是孔子告诉了我们很多做事的权谋。我们知道“不学无术”这句成语,反过来说,就是除了学问要好,把握住原则以外,还要懂得处世之方。孔子所讲的这些话都是术,也就是方法。这里的“辟”就是“避”的古写。“贤者辟世”,时代混乱的时候,不与现实发生关系,脱离这现实社会,和隐士一样修道去。再其次是“辟地”,一个地方太混浊,不同意这环境,就离开这个地方。再其次“辟色”,处世的态度上要注意,在乱世动荡的社会中,对人对事,言论思想要端正谨严,对任何人的态度都要和善,能够包容别人,不要有傲慢、鄙薄的态度。相对的说,看着风头不对,他大概与我合不来了,那自己就早一点离开吧!再其次“辟言”,不发牢騷。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的四辟。由此看来,孔子对于隐士思想,何尝不赞成!他教弟子们的四辟,已经走上隐士的路子了。

根据这四辟,可以看到从前知识分子的处世方针。不过讨论起来,涉及到个人思想的问题,有点类似于西方讲的个人自由 主义。例如“辟世、辟地、辟色、辟言”,这是中国过去知识分子处乱世,在“邦无道”这情形下,所采用的个人自由 主义,宁可退守自清,不愿同流合污,隐士路线就是如此。但是在拨乱反正,能够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时候,他所采用的原则是“成仁取义”的路线。这两个路线,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,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。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、西方文化,包括了欧洲各国,一直到美国,都是如此。所谓个人主义、自由 思想,到了最高度,就是绝对的个人自由 ,这是必然的发展。所以古旧的自由 思想,必须要法治,要人人能够守法,才能谈自由 。可是现在到了中国来,年轻人搞不清楚东西文化这个思想潮流的精神所在,学西化,动辄讲自由 ,又不懂西方自由 主义的真精神,而完全变成个人的自私主义。

这一段表面上看,孔子反对隐士,实际上这一段包含着浓厚的隐士思想。“贤者辟世”,时代不对了,觉得无能为力,挽回不了的时候,只有避世。那么避世干什么呢?就是保持有用之身,等待机会,做更大的贡献。讲不好听一点,也就是消极的自全其身。不但在这一段,《论语》里有许多地方,孔子都提出这种主张:如“邦有道危言危行,邦无道危行言孙。”乃至对南容的奖评:“邦有道不废,邦无道免于刑戮。”可见孔子的观念中,何尝完全抹煞隐士思想?所以严格的研究起来,我个人认为问题很大。至少几千年来,一直到近五六十年前,中国知识分子,书读好了的人,就缺乏一股冲劲。我们大家也是一样,理论会讲,冲劲不足。有冲劲的时候,往往学识又太欠缺,不能成事。所以我常和一些老朋友谈起,以我们现有的这么一点不太少的知识,而让我们的体能年龄,退回到二十几岁时一样,大家就有可为。一般人等到知识比较丰富,头脑思想比较完备的时候,由于年龄的增进,勇气就消退了。历史上无论中外的人物,往往是老年人的智慧比较成熟,如配合了年轻人荣誉感的冲劲勇气,就会开创出新的历史境界。

子曰:作者七人矣。

这句话是紧接上面而成一段。总共有七个人已经避世了。这七个人究竟是谁?没有指名明说,我们也不必乱加牵强罗织。讲到这里,我想起古人一首绝句很好:“十年橐笔走神京,一遇钟离盖便倾。未必无心唐社稷,金丹一粒误先生。”这首诗是指吕纯陽而作。以诗论诗,其中“未必无心唐社谡”一句,正好借用来说明孔子所说“作者七人矣”的苦心。其实,人未必真肯为金丹所误,只是“英雄退路做神仙”。自求千秋事业,另玩一套花招而已。你求上天堂,他求极乐国,无非所求另有不同,谁又真肯甘于寂寞,除非大圣。

上面孔子说到避世的贤人已经有七个了。这七个人,可能就是《论语》中提到的一些人。孔子经常被这班人骂得很难堪。事实上,不是骂,是他们之间的互相幽默。其中之一的楚狂,就是楚国的一个狂人。所谓“狂”,并不是疯子,而是满不在乎,不受拘束。这一类的隐士,孔子提到很多个,一般的注解,不敢确定是哪七个。在《论语》中记载的有楚狂、长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,乃至荷蒉者、晨门都是。晨门是一个人,就是守城门的,为古代的一个小官,相当于现在的公务人员,在此以他的职务代替他的名字。现在就讲到这位先生了。

大隐市朝

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:奚自?子路曰:自孔氏。曰: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?

有一天,子路在石门这个地方过夜,早晨起来,有一个晨门问子路,从哪里来的?子路说是从孔先生那儿来的。这个晨门说,就是那个姓孔的孔丘?那个明知道做不到,硬要做的人吗?这个晨门就是隐士,他学问很好,道德很好,可是隐居在一群下级干部当中。古代有所谓“小隐在山林,大隐于市朝。”当隐士跑到山林中是小隐,消极的,是孔子所谓的辟世、辟地。有些人一生作官,而在最后临死时,才知他在当隐士。此即“大隐于市朝”。所以有些朋友想退下来,我常劝他们不必退下来,有一分力量贡献完了算了。有的人说退休下来做生意,但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说,做了几十年公务员,想退下来做生意发财,那我们一辈子几十年都做生意的人,岂不白做了?所以我常劝朋友不要退,何不把自己这点力量贡献出来,该有多好!这就是大隐法,如苏东坡的诗所说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,非常妙。现代是工业社会,当隐士与农业社会不同,只要有一点生活费,租一个公寓式的房间,在里面读书也好,静坐也好,不与人往来,死在里面烂了,别人都不会知道,所以现在当隐士,更可以隐于市朝。(一笑。)

上面讲隐士的路线。但为什么要当隐士?因为对时代没有办法。晨门这位隐士,就说孔子并不是不知道做不了,他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做。这位晨门老兄,批评得很恰当,没有骂孔子不对,也没有说孔子对,只对子路说,就是那个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姓孔的吗?在《论语》中,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隐士了。

孔子为圣人,重心就在这个地方。而孔子的难学之处也在这里。另如老子庄子等很多学问高超、修养深邃的人,知道面前这个时代无可挽回,他们就退隐了。后来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,(本名王通,写《滕王阁序》的王勃,就是他的孙子。)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学问都通。在隋炀帝的时候还年轻,有志于天下,但到处碰壁行不通,看到当前的时代不宜施展才学,于是退下来讲学,培养下一代,教化年轻的学生,传播种籽。后来唐太宗的开国名臣,如房玄龄、杜如晦这一班人,都是他的学生,他的目的达到了。所以他死后,门人尊谥他为“文中子”。

收场不易

子击磬于卫。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,曰:有心哉,击磬乎!既而曰:鄙哉,硁硁乎!莫己知也,斯已而已矣!“深则厉,浅则揭。”子曰:果哉!末之难矣!

这一段书,我个人与古人的意见稍有不同,对宋儒朱夫子的注解也不敢苟同,这一段又是讲碰到一个隐士的事。

磬,是古代用玉石之类制成的敲击乐器。后世庙中敲的,铜制圆形的罄,下面不是石字而是缶字。有一次孔子敲磬,正好一个挑草器的人,走过孔子门前。一听到孔子敲出的磬声,他说这里面敲磬的人,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,是一个有心人。我们后世朋友之间谈话,对于一个忧世忧时的人,就每每说“老兄!你是个有心人。”这句话就是从《论语》这里来的,有心于天下国事,志在济世救人,就是有心人。这个人就说孔子,不是普通为音乐而音乐,而是把满腹济世救人的挚诚深心,寄托在音乐上发挥出来。

他讲了这句话,又在那里听,然后说,这个人太固执了。“鄙哉!”并不是骂人,而是上面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意思。这磬声里充满了不肯放手的,那种硬骨头的风格。他自己太不自量,明知道做不到,却硬要去做。太肯定!太自信!“斯已而已矣”是说这个时代已经这个样子了,你拉不回来的。“深则厉,浅则揭”这两句话,是出自《诗经·卫风篇·雄雉章》。这个荷蒉者在这里引用,意思是说,如果时代可以挽救,那你就应尽力去做;如果时代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,那么最好退隐去韬光养晦,省得惹人讨厌。就好比涉水过河,在浅的地方,可以拉起衣服;水深的地方,再怎么拉衣服也还是会弄湿,干脆就这么走过去。

这位荷蒉者在门口作这样的批评,被孔子的学生们听到了,告诉老师。孔子说,真的吗?“末之难矣”——我与古人的解释不同,就在这句话上。古人对“末”解释为“没有”,就是没什么困难的意思。我认为“末”是“最后”的意思。孔子说人生最后的定论实在很难下,我们作一辈子人,尤其断气的时候,自己这篇文章的末章最难下笔。无论大小事情,都是“末之难矣”。同时孔子这里也在讲乐理,最后的余音是很难处理。演奏停止了以后,乐音仍绕梁三日,使人回味无穷,这是很难的。如果认为孔子说,天下事没有什么困难的,那这个孔子就太粗率了。

我们再回头讨论,为什么我对这句话的解释,和古人有所不同?我们看了朱熹等《论语》的注解,发现古人的解释,有一个主观,就是把孔子看成一个宗教教主式的偶像,那是后世儒家的一般偏见。到了宋儒更是变本加厉。我们知道孔子是圣人,非常伟大,但是一个真正的大圣人,绝不会自己当教主,绝不会把自己的言行、态度,做成教主一样,那就不足以成为一个圣人。不必说孔子,就像普通的人,所谓“学问深时意气平”,自己真到了那一步学问修养的时候,就觉得自己非常平淡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如果心中还有一个观念,认为自己很了不起,比别人都高明,那就完了。所以这种观念要去掉,去掉了这种观念以后,再看这位荷蒉者的隐士,引用“深则厉,浅则揭。”这两句《诗经》的话,真正的意思就是指人处世之难而言。人处在社会里,许多事情要随宜权变,不但是动乱的时代要如此,有时候对朋友,乃至在家里对配偶、儿女也是一样,深不得,浅不得。能在深浅之间恰到好处,就是最大的本事。

不合时宜

我们就是不引用上古的《诗经》,引用唐代朱庆余的名诗:“洞房昨夜停红烛,待晓堂前拜舅姑,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。”也是这个意思。唐人的诗,很多喜欢用男女相悦,尤其以女孩子的感情作比喻,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慨。诸如功名富贵的得意,坎坷落拓的失意,往往都用女孩子的情感来形容。这首诗就是表示功名考取了,非常高兴得意,马上就要去见长官了,见长官之前,自己心的“化妆”,希望自己能够使长官在“第一印象”中,产生良好的观感。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,环境还摸不清楚,只有在师友同事之间,悄悄地打听,是不是合长官的意?我们一辈子做事,每到一个新的环境,究竟要浓妆或淡抹,可还真难恰到好处。“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能不能合于时代?若不合时宜,就没有用。

古人还有两句名诗说“早知不入时人眼,多买胭脂画牡丹。”表面上看起来是题画的,其实这是牢騷的诗,他说若早知人是势利的,这样喜欢攀着富贵,(中国牡丹花是代表富贵的花。)对于清高的格调看不惯,那我就率性俗气一点,多用一些胭脂画富贵花好了。我们不懂诗的,只把它当文学作品看,所以有人说,写诗的是无病呻吟。实际上,许多是政治哲学、人生哲学,整个摆在诗里,我们作一辈子人,就是不知道如何能“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这就是人生哲学。所以中国哲学难研究,因为必须同时通文学。又知秦韬玉咏贫女诗:“蓬门未识绮罗香,拟托良媒益自伤。谁爱风流 高格调,共怜时世俭梳妆。敢将十指夸针巧,不把双眉斗画长。苦恨年年压金线,为他人作嫁衣裳。”

为什么今日谈这些诗与哲学关系?我们中国从前一些读书人,到了晚年退休在家,写字、作诗、填词,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,好像时间不够用。而现在的人,退休下来,或者是老伴不在身边了,儿女长大飞了,感到非常空虚落寞。有一位某大学教授,在六十岁后,就有这样的感觉,他又不信仰任何宗教,我劝他作诗。他说不会,我说可以速成,保证一个星期以后就会作,不过是易学难。后来果然他对作诗有了兴趣。如今已七十多岁,居然出了一本诗集,现在可够他打发余年的了。所以中国这个作诗的修养很有用。而且不会见人就发牢騷,有牢騷也发在诗上面,在白纸上写下了黑字,自己看看,就把牢騷发完了,心中还能有所得。

就像这首咏贫女的诗,表面上是描述穷人家的女儿,但实际是影射一个人学问很好,但不得志,所谓“怀才不遇”的人,就像有的公务员,学问很好,但是特考、高考都考不取,这里碰壁,那里行不通,就只有做个小公务员。而这首诗,描写一个住茅屋的贫家女,对那些高贵华丽衣服的香味,闻都没有闻过,本来想托媒人找个婆家,但自己很伤心,不愿意这样折节自荐。比喻一个有学问才具的人,不愿意托朋友为自己吹牛找工作。而在这个时代中,一般人都很现实,很低俗,绝不欣赏青松明月一样的格调。虽然时代如此,可是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,自己还是保持固有的俭朴纯真,并不跟着世俗走。这也就代表了作者自己。大家很现实,要人家介绍、吹嘘,或者上电视,登登报出了名就有办法,社会风气不太对,何必那样呢?这些路都不走,还是保持自己的朴素。这就可见他的修养,他也很自负,如贫家女一样,敢于夸称自己的女工,比任何人都巧,这岂不自负自己的学问本事,比任何人都要高?可是不合时宜,苦恨自己在这样的时代里,永远不能得志,没有机会对国家社会有直接的贡献。这也是牢騷。中国的诗文,微言大义,往往就在一个字,“不把双眉斗画长”的一个“斗”字,就是点睛的。所谓斗就是和人家竞争,你打扮得这样漂亮,我就打扮得比你更漂亮,就这样出锋头,找机会。说到画眉,古人描写这一类事的诗很多,也是一些文人吃饱了饭,真的看了女人化妆等等而作的,但那些是所谓“香艳体”。像贫女这一类的诗,则不属于香艳体,而有寄托的涵意。回过来说,这个荷蒉者引用诗经“深则厉,浅则揭”这两句话来说孔子,和“画眉深浅入时无?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从孔子所奏的音乐当中,他听出了孔子济世救人的心太切了,一般人不能接受,时代是挽回不了的。虽说袖手旁观的话,就辜负了人生的责任,但是做起来深不得浅不得,何苦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?这是我和古人稍有不同的解释。其次对于“果哉!末之难矣!”我同古人的解释也有不同。也就是孔子说,结论难,人生的最后一章很难下笔。不过,对不对,我也不知道,只有各说各的吧!

子张曰:书云:“高宗谅陰,三年不言。”何谓也?子曰:何必高宗?古之人皆然。君薨,百官总己,以听于冢宰,三年。

这是一个疑案,高宗是殷商时代非常贤明的皇帝,名武丁。“谅陰”,几千年来的解释,皇帝的父母死了,守制居丧,称作“谅陰”。不过这一点颇有怀疑,谅陰到底是不是守制中,无法彻底考证。我们现在就沿用以前的解释,认为高宗在守制中,三年当中没有说话。这是什么意思?实在有点过分得不近人情。比起宋孝宗的愚情,尤其过分。孔子说,你何必问高宗,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,以孝道立国,大家都是一样。如果皇帝死了,每个人都各守岗位。“百官总己”就是百官各守岗位,每个问题,自己都知道负责处理。有的解释,认为这句书是说把事情都 给首相处理。事实上,“总己”是每个人自己负起责任来。以现在的体制讲,就是希望每个公务员都负起责任来。很多小问题,不需要开会就可以解决,倘使怕负本分的责任,就是没有总己。“百官总己,以听于冢宰”是大家负起责任,处理事情,解决了问题,报告给首相知道,不必报告新皇,因为他这时很悲痛,没有心情问事。“不言”也很可能是三年当中,不敢讲到先王的丧事;或是指对某些事不忍再说,这种沉重的心情,大约要持续三年。

这一段只好作这样的解释。老实讲,这段书我还是有点怀疑,可是资料无法查考,我只知道“谅陰”是与丧事有关,这一段现在只好照古人的意思,暂时保留,将来再看。因为我读的书,到底有限,也许将来别的地方会发现新资料。

子曰:上好礼,则民易使也。

另一段这里的重点,我们要把握住。《春秋》责备贤者,就是要求领导的人,主管的人,以仁爱待人,能够好礼,下面容易受感化,慢慢被主管教育过来了,就容易领导。孔子这句话的精神,还是专责在上位的人,所以对于社会上有声望、政治上有地位的人,孔子要求特别严格。普通人还可以马虎,因为他是普通人,没有责任,就不必苛求了。

圣人头痛的事

下面子路问君子了。

子路问君子。子曰:修己以敬。曰:如斯而已乎?曰:修己以安人。曰:如斯而已乎?曰: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,尧舜其犹病诸。

子路问,人究竟做到怎样,才合乎一个君子的标准?儒家对学问道德到了相当标准的人,有一个名称叫“君子”。你能以非常严肃、庄重、恭敬的态度,修正自己心里的思想,和外表的行为,这就是君子。子路说,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?孔子说还有,你自己的修养做好了,随时能够庄严、恭敬以后,进一步要利人、利社会。子路又说,这样就对了吧?孔子说,这不过是第二步,还要利天下、利百姓;(以现在的话来讲,就是人民,再扩大就是人类。)利益所有的人,这才是君子。不过孔子又补充了一句说,如果自己的修养做到了,能再把这种修养,在行为上表现出来,可以利社会、利国家、利世界、利天下,以安百姓。就在尧舜做起来,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缺憾,还是可以挑毛病,总难做到十全十美的,何况我们?!

原壤夷俟。子曰:幼而不孙弟,长而无述焉,老而不死,是为贼。以杖叩其胫。

这是孔子有名的故事。原壤是一个人名,根据《孔子家语》的记载,这个人是孔子的老朋友。

讲起老朋友来,常听到一些人说,张三当官了,架子也大了。我听见这话就说,不是张三架子大,是你李四不懂事、糊涂。因为张三、李四都是我的朋友,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他们,我说我过去的观念也是一样,现在读了很多历史才懂,一般人都骂朱元璋不够朋友,当了皇帝以后,把过去贫贱时的一些老朋友,都一个个杀掉。

试翻开历史看看,是怎么回事?朱元璋当了皇帝,实际上很想念那些当年光着脚板种田,脸上涂了泥巴打架的朋友。他下个命令把这些朋友找来,还给他们官做。这些乡巴佬,到了朝廷,开了会(上朝)下来,和一些大官们摆龙门阵:“这个皇帝算什么?想当年我还打他屁股哩!”专门瞎扯这些事。朱元璋听了,自然受不了。从这里可知朱元璋对他们好,可是这些乡巴佬自己不知道所处的是什么位置。老实说,他们这些人关起来和朱元璋再打一架玩儿,不给别的人看见,也可以啊!但当着许多大臣面前,摆这些龙门阵,朱元璋怎么受得了!不得已只有杀了他们。人生本来就是唱戏,他上了台扮皇帝,你在他后面做鬼脸,他的戏还能演?你扮臣子,你只好跪下来“吾皇万岁!万万岁!”还要叫得好!下面还有很多观众在看这台戏,也要为观众着想。这也就是朋友之道。

同事也好,同学也好,同乡也好,位置不同,做法就两样。尤其要公私分明,谈公事,阶级分明,科长就是科长,科员就是科员,该行礼的就行礼,尽管一肚子牢騷、委屈,下了班找一个地方单独谈,没别人在,这时候恢复老朋友立场,打一架都可以。

这里就是说原壤在孔子的旁边,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动作,总之是不大像样的。孔子就骂他说,你这个家伙,年轻时对兄弟姐妹不好,没有友爱,一生之中,又没有值得称道的事,人生的成果何在?对人生含糊一世,对自己没有交代,年纪活得这么大了毫无作为。说到这里,孔子就用手杖轻轻敲他的后腿,当然不是狠狠的打,妙就妙在敲他的后腿。是老朋友,没有打他的必要,只是打他人生不踏实,腿跟没有落地,作了一辈子人,只是好比无根的草,与土壤同腐而已。这一段是很有名的,后来常被人们所引用。可是有些年轻人不明道理,就抓住中间“老而不死,是为贼”这句话骂起老年人来了。

急功近利之徒

下面是结论了。

童子将命。或问之曰:益者与?子曰:吾见其居于位也,见其与先生并行也,非求益者也,欲速成者也。

是一个地方 体的名称,童子是一个年轻人,并不一定是小孩子,将命的“将”是带来,“命”是命令,就是衔命而来。古人的注解是说孔子叫年轻人去传达命令。我现在的意思和古人不同,认为应该他来传命令。(后面也还有这两个字,可对照。)无论是衔命而来,或是传令而去,不是这段主题所在,没有多大关系,不必多去谈它。主题在有人问孔子,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的吧?小小年纪就负了那么大的任务,来传达命令,一定是个能求上进的人吧!孔子答得很妙,他没有说这个意见不对,而只是说,我只看到他在这个位置上,担任这个职务;同时我也只看到他在那位老前辈的旁边走来走去,是个侍从或助手。我只看到这两点,他有没有学问,是不是人才,我不知道。如果认真讲,他并不是求上进的,而是想尽办法,找一个出头的机会,并不是想在人生中求学问,职务上求经验的人。

孔子这一番话,和这篇一开始的“邦有道,谷。邦无道,谷,耻也。”的话相呼应。这其中许多观念连起来,就是任何时代中,求急进的很多。急进成功了,居于位也,就得到这个位置。不过从历史上研究,全部二十五史,其中凡是少年得志的人,到了中年或晚年,都“其末之难矣”。最后结论是好的很少。所以年轻人,多经过一番挫折、一番磨炼、一番努力,到了中年上来,晚年成就比较多。这成就并不一定是官做得大,财发得多,而是在历史、在人生有所交代的成就。历史上的先生大人们都是如此,这就是与前期的困苦奋斗有关。年轻人容易有求急进的毛病,我们都有这个经验,年轻时都喜欢挤在老前辈前出头。而前辈说我们年轻人如何,就一肚子不高兴。到了中年以上,人家说我们是老先生,也很不高兴,想退回年轻,做不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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