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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路第十三

论语别裁 | 作者:南怀瑾 | 更新时间:2017-05-10 22:46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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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讲《子路第十三》篇,以连贯的观念来看,这篇文章是对上论《为政》篇以后所作的发挥。就是说一个人学问的内在修养与外用,当然包括了过去所谓作官的学养,乃至作人与做事的道理。

先天下之忧而忧

子路问政。子曰:先之,劳之。请益。曰:无倦。

这一节文字非常简单。子路问从政的道理,孔子告诉他两个观念:一个是“先”,一个是“劳”。这两个观念,发挥起来蛮多。

所谓“先”,就是在“为政”的原则上作领人 ,一切要为人之先。关于先,大家都读过宋儒范仲淹的《岳陽楼记》,其中有句名言: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这个“先”的观念,即从《论语》这里来的。中国政治哲学解释“先”字,多半用老子的话“外其身而后身存”。为政作主管的,尤其是作战带兵的,都是这样:自己站在前面,有艰难困苦与辛劳,我领先担负了;利益方面也是先让人家,自己不要,这是“外其身”,而实际上最后的成功还是自己,这是领导的“先之”的道理。

“劳之”,也是处事领导的原则。左丘明的《国语》一书中,有一篇敬姜论劳逸,叙述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——敬姜,对儿子的一番教训,政治思想非常高。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:“劳则思,思则善心生;逸则则忘善,忘善则恶心生。”一个人环境好,什么都安逸,就非常容易堕落。民族、国家也是这样。所谓“忧患兴邦”,艰难困苦中的民族,往往是站得起来的。所以古代许多懂得为政的人,都善于运用“劳之”的原则,使得官吏、百姓没有机会耽于逸乐。“劳”包括了勤劳、劳动、运动许多意义。所谓“君子劳心,小人劳力。”人在辛劳困苦的时候,对人生的体会较多,良善的心性容易发挥出来。不过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。另一方面,也有把这个原则反用了的,就是不使人太过安逸,尽量使他劳苦,永远不能安逸下来,没有机会思想,也不敢思想,这就是用反的一面。所以同样一个学问,正反两面如何去用,在乎个人的道德。这个“劳”同时也包括自己。在个人修养中,一个领人 宁可有困难时自己先来,有劳苦的事自己先做;绝不能自己坐着享受,有困难都让别人去。这样永远带不好人,尤其带部队,打起仗来,就看得更明显。

孔子说了这两点,子路请益,要求老师多告诉他一点。孔子又说了一个“无倦”,这两个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疲劳,一切要更努力;用现代语来说,就是责任的观念要加重,自己没有“懒得做”的感觉;从历史上严格体会,做一个政治上成功的领人 的确是很苦的。如果恪守这种原则,即使是看公文这件工作,也令人觉得很苦。因为真正负起责任来,往往就没有私生活,难免有时会厌倦。在前面也说到过,历史上像周公那样忙碌辛劳,“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哺”的故事。周朝的政权,存亡绝续之际,维持八百年之久,可归功于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。而且我国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统性,也是由周公开始的。当时周公的身份、地位,用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还不够形容。实际上,他与武王是亲兄弟,是成王的叔叔。可是他对人如此的谦虚,如此的负责任,如此的勤劳而无倦,这种修养实在难得。一个人在自己负到那样的重责,达到那样的地位时去体会它,才更亲切。

上面是孔子告诉子路的三大原则。孔子为什么对子路作这样的答复?这须要我们用头脑去思索一下了。假使子贡、子夏问从政的问题,孔子也许不是这样答复。我们知道子路的个性很有侠气,脾气一来,动辄“算了!”或者“干了!”这一类的个性,容易偾事。有些人是慢吞吞的个性,就容易误事。所以孔子严格告诉他这三个原则。但是,我们每人自己反省,个性上有这种成分没有?学问修养的道理,就可在这三个重点上去体会了。

才难

仲弓为季氏宰,问政。子曰:先有司,赦小过,举贤才。曰:焉知贤才而举之?曰:举尔所知,尔所不知,人其舍诸!

仲弓出去做鲁国权臣季家的管事,来问从政的原则。孔子告诉他在行政上领导政治的道理:“先有司”,有司是职务代称,也就是管事的,读古书时经常看到它。孔子是说,首先重视每个人的职权,要制度化,不要乱来。在古代专制政治的时代,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,一个领人 ,一个帝王,本身就是法制。尽管中国过去也是讲法治的精神,但在君主专治体制下,往往有“言出法随”的情形,他的话就是法律,他要怎样做就是法令。所以孔子告诉他不可犯这毛病,先要把权责分清楚,制度建立起来。

其次,领人 对人要“赦小过”。谁都难免有错误,尤其当领人 ,要能原谅人。一个领人 ,不单是主管,还要兼作老师,所谓“作之君,作之师,作之亲。”领人 同时是老师,同时是父兄,对部属小小的错误,马马虎虎让他过去,充其量喊到房间里告诫他。在历史上看到的名臣,遇到部下犯了错误,当众不说,召到房间里,关起门来责备一顿。出了房门当主管的自己背了过,宣称是自己的错,不关那个部属的事。古代许多大臣都有这种器度,不是用手段,而是一种厚道的修养,这是爱人。

第三,要能够“举贤才”,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。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,仲弓提出来问,他说有那么多部下,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人才?人才的选拔不易,在历史上经常看到有人“拔于稠人之中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有很多人才,当他没有机会表现的时候,永远默默无闻而埋没终生。譬如带一师的部队,这一师人当中,一定有人才,但却没有办法发现。有了发现,就在稠人之中——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来,给他机会,随时培养出来。历史上许多前辈提拔后辈,都是这样。

但贤才到底是难得,所以仲弓就说,无法知道谁是贤才,怎样去分别呢?孔子说,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,所知道的去选。如果你并不知道,那就是他没有表现的机会,只好等待别人去发掘了。所谓:“博施济众,尧舜犹病诸!”

孔子要正什么名

子路曰:卫君待子而为政,子将奚先?子曰: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:有是哉?子之迂也。奚其正?子曰:野哉!由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。名不正,则言不顺;言不顺,则事不成;事不成,则礼乐不兴;礼乐不兴,则刑罚不中;刑罚不中,则民无所措手足,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,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,无所苟而已矣!

有一天,子路和孔子在讨论一个为政的问题。孔子周游列国都很失意,比较好的是在卫国那些年,而且卫灵公对他也的确很重视。所以看孔子的传记,当时许多地方使大家怀疑,有人以为孔子可能在卫国要当宰相;有的怀疑孔子想把卫国的政权整个拿过来。这段讨论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情况。子路有一天问道,看卫灵公的样子,非常重视老师,假使他希望你出来从政,有意把政权 给你,“子将奚先?”(我们要注意这个“将”字,表示当然不会成为事实,假设语气。)老师你看为政之道,第一步是什么?第一个重点先开始做什么?孔子说,假定有这个事,第一件事是正名。子路说:“有是哉?”这是非常怀疑的口气,意思是说,正名有这样重要吗?因为正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,所以子路不相信。并且说,老师,人家说你是个迂夫子,你真是迂啊!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呢?

现在我们注意,先讨论这个“名”。中国文化中过去的名,包括了些什么呢?我们都知道后世有一门学问叫“名学”,就是逻辑、思想的研究。严格讲,正名就是指确定思想的观念。以现代的语汇来说,“文化思想的中心”即为正名的重点。也可以说,在逻辑思想上分别得清清楚楚,就叫作正名。

现在“正名”的意义懂了,再说本文。孔子说,如果要谈为政,先要把思想领导清楚。把文化思想的路线作正确的领导,非常重要。子路一听,认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东西,这个何必管它呢?孔子就骂他说,你这个家伙,真是野蛮、 扯。一个真有学问的君子,对一件事情不了解,不要乱下断语。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懂就是懂,不懂不要勉强说懂,就告诉人家我不懂,这才是君子的风度与修养。“盖阙如也”,宁可保留这个缺陷,对人说这一门我不懂,没有研究。孔子教子路这一点作人的道理后,继续告诉他“必也正名”的道理,一气呵成的说明中心思想的重要。

政治的重心,“名不正,则言不顺。”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论。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,就是不合理的事,一定不会成功的。有时我们读历史,看政治的演变,都离不了“名正言顺”的原则。“事不成则礼乐不兴”,没有文化的政权,就没有文化的社会,那么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,法治没有良好的基础,一般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了。所以领导的重点,还是思想的领导、文化的领导。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重要,其实影响非常深远。

说到这里,我们若以思想问题来讲,人类的全部历史,可以说就是一部思想战争史。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,站在哲学的立场来看,全世界人类文化的思想,正陷落在瘫痪状态,空虚贫乏。讲好听点是物质文明在发达;讲难听点是物质的欲望 在扩张,蒙蔽了人类的智慧。也许目前感觉不到,再过十年、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。因此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文化复兴,要作承先启后融贯中西的工作,这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。从事文化工作的人,要晓得自己这神圣而艰巨的责任。是谁给的责任?是自己要自己挑的,挑起继往开来的重任,才能搞思想。如果以现实的环境来看,搞思想的人常是穷苦一生,默默无闻。但每个历史的演变,都受这种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响。在他本人死后,领导了世界人类。以个人的现实生活来讲,搞思想、搞文化的穷苦一生,对他有什么用?可是他精神生命的价值就有如此伟大和长远!这就看个人的认识,自己选择要走什么路。

现在引申孔子提到的“正名”问题与思想文化的重要性,如果到了“民无所措手足”的状况,一般人无所适从,不晓得走哪条路好,那就问题大了。譬如我们这个世纪,这个时代的现象:以前曾经提到过,世界各国,首先倾向于偏激思想的是知识分子——也可以说是没有到家的知识分子。而另一奇怪的情形,外国许多资本家的作法,至少是走同情偏激思想的路线。至于穷小子们多半都是盲从,并不是真的在搞思想。这中间是一大问题。是这一代搞思想文化,搞真正学问的关键所在。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。有些事看来毫不相干,但影响的后果非常大,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。文化思想看起来毫不相干,但形成时代潮流,对国家命运的影响非常大。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思想左右了历史,所以在政治哲学的观点上就更要注意了。一个政治领人 ,对于许多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,譬如路上丢一个香烟头,是毫不相干的,但你丢一个,他丢一个,人人都丢一个,就形成了都市污染,积微成渐,不相干的事成了大问题。就是孔子讲的,名不正,思想就不纯正,“则民无所措手足”。这个时代,老百姓不知哪个思想是对的。

所以孔子的结论:“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”,这个“名”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内涵。同时由此可见,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。而且我们真正的传统思想,事无不可对人言。在理论上,逻辑上绝对站得住,不是空洞的理论,一定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再三提到,“物质不灭”的思想已经站不住了,自然地被科学推翻了。现在思想的风气,都是讲“应用”的思想,不是基本的哲学思想。因此人心愈乱,民风日下。

孔子所以说为政的道理,首先是思想文化的问题。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思想文化和言语行为的原则,就是讲究实践的,说得到一定做得到,而且很容易平实的做到。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;不谈虚无高深的理论,要平实可行。总之,孔子告诉我们,思想是最重要的,这个思想就归于“正名”的内涵,缩小范围,就是名称与观念的重要。所以我们平常作宣传的人,用一句标语,一句小标题,也必须要经过仔细研究,搞错了,也可说就是“正名”的偏差。

问舍求田

下面大体讲作人的道理:

樊迟请学稼,子曰:吾不如老农。请学为圃,曰:吾不如老圃。樊迟出。子曰:小人哉!樊须也。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,襁负其子而至矣。焉用稼!

樊迟有一次向孔子请教农业的技术问题,稻子要怎样种得好。孔子说,那你不要问我,不如去问有种田经验的老农。樊迟又问如何种菜种花。孔子说,这些事你问我,我不是不懂,但只懂一点,不如去问老经验的种菜、种花的人。樊迟退出去了以后,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,樊迟这个小子,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。其实,我只教你们作人做事的大原则,并没有教种菜的技术。如果身居上位,作一个领人 ,本身好礼、诚敬,下面就自然敬业乐群了。这点我们应当要注意,在任何地方,领人 的意向,有一点偏向于某一方面,不久之后,整个风气都会偏向某一方面。不但是坏的偏向会出毛病,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导,也会出问题。所以道家、儒家都讲无为而治,由此知道领人 的学养,是要很注意的。孔子现在是讲好的偏向,他说上面的人如处处好礼,讲究文化思想,下面的人就诚敬严肃,成为风气了;上面的人如处处爱人,牺牲自己,帮助别人,那么下面的人心,受上面的影响,当然人人都服从你。尤其带兵,所谓“先之,劳之”,在艰难困苦中,先替下面的人想办法,只有一餐饭可吃,让大家先吃,有剩的自己再吃,不然自己饿肚子。当然不能为了手段才如此做,要真诚的这样做,那么人民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“上好信”的信,不但指有信用,讲了的话兑现,还包括了信人、信己,要做到疑人不用,用人不疑。那么下面对你没有不付出真感情的。人能做到这一点,人心归向,贤才毕集,百姓感戴,携家带眷,前来依附,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吗?

但话说回来,后世儒家的知识分子,因此都不肯自力谋生,只想作领人 ——作官的毒素也种因于这种思想流弊了。实因误解孔子的教学生主旨所致。

因此,下面便说到从政与个人修养:

子曰:诵诗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;虽多,亦奚以为?

孔子说,学识的修养基本,要先读诗。并不是要政治家成为一个诗人,因为春秋战国以上的文化思想,直到孔子删诗书、定礼乐时代的《诗经》,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知识的通才之学,所谓虫鱼鸟兽的名称,以及人情风土的知识,由诗的内涵中都可以了解。培养一个政治人才,必须先使他有充分学识,成为通才,样样都会。在古代知识范围,比现在简单。读诗读得好,学识渊博,不一定做事做得好。所以读诗以后,要授之以政,给予经验了。

如果所学与行政配合不起来,不能得心应手,不能通情达理,那就要外放出去,使于四方,各处去多经验、多历练。这就和后来司马迁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道理一样,经验不够,就使于四方,到处去增加人生的经历,然后再回来考察他,如果处理事情还是不能专、深入,那么再培养、训练也没有用。这种人才,只能成为书呆子,从唐代以后,多半是打入翰林院。明清两代,进士出身进翰林院的很多,进了翰林院,就是进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,有很高的名望,很高的待遇,可是难得外放作官。在过去有许多人一辈子都待在翰林院里,如果经翰林院出身,而能再从事地方行政的,我们从清朝两百多年的史实来看,多半成为双料大员,纵不能成为国家了不起的能臣,至少也不太错。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,是非常妙的,仅仅书读得好的人,就只好翰他一笔在此林中了。所以孔子说,书读好了的人,从政经验不够,就派他到外面多经历人情世故。回来还不能深入,就不是从政的大才,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。由此可见人的才具与学识,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起来。

子曰:其身正,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

孔子讲到为政的道理,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,任何一种制度,到底还是人为的。领人 本身端正,(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,思想的纯正,行为的中正等。)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,用不着严厉的法令,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。如果本身不正,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,结果是没有用的。

子曰:鲁、卫之政,兄弟也。

这是孔子对当时历史文化的一个批判。他生长在鲁国,也继承了鲁国的文化,鲁国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风遗政的精神。后来孔子多半在卫国,在卫国住得比较久。由卫国回来以后,才正式从事著作,删诗书,定礼乐。他认为卫国的文化、政治,基本上还是不错的,还能始终保存着周代封建当初的“兄弟之邦”的精神。孔子这句话是感叹,也是赞美。总之,言下之意,颇多感慨!

斗屋升基之争

子谓卫公子荆,善居室。始有,曰:苟合矣。少有,曰:苟完矣。富有,曰:苟美矣。

孔子在卫国看到一位世家公子,并不是近代语所谓的公子哥儿。古代的公子是世袭的,大体上都由长子继承。除非这个家族犯了罪,否则是代代相传下去的。例如孟尝君、信陵君、平原君等等,这些都是公子。他在卫国看到一个世家公子名字叫荆,这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,包括他的思想观念和修养,都很值得推重。譬如在修缮房屋这件事上来说,刚刚开始有一点可住时,他便说,将就可以住了,不必要求过高吧!好比有一幢配给的房子,虽然小了点,人口多住不下来,将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间,马马虎虎够了就好。后来又扩大一点,修好一点,他就说,已经相当完备了,比以前好多了,不必再奢求了!等于原来配的房子只有十二个榻榻米,现在改了第一期的国民住宅,好了一点。他说好了,已经很受用了。后来又扩充一点,他又说,够了!够了!太好了。

孔子讲这件事,在我们初看起来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岂但卫公子做得到,我们大家都做得到。所以有时候读《论语》,觉得把这些话都记载进去,好像圣人的经典,并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这就是读书要与生活经验,以及年龄的增长相互配合。我们要知道,古代一个世家公子,可不那么简单。据我所了解,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,吃的穿的硬是很讲究。有一位朋友,年纪相当大,名望地位也很高。他托人买一件汗衫,因为是老牌子,找遍了香港、英国,后来在香港一个老店才买到,价钱非常贵。代买的人也买了一件,穿起来的确舒服。这位先生对日常生活,就是如此考究。他也有他的理论:没有钱宁可不买,要买就要买好的。譬如皮鞋,一双好的皮鞋,又舒适,又漂亮,又牢固,可以穿两三年。花两百元买一双普通皮鞋,几个月换一双,计算下来,花的钱一样,既不舒服,又不好看。皮鞋如此,其他也是一样。这就知道,世家公子的 气,确是不同,由此也就了解到人生,所谓“从俭入奢易,从奢入俭难。”一个穷小子出身,渐渐环境好了,自然会奢侈起来,这种习惯容易养成;用惯了以后,一旦穷了,再要想俭省,就困难了。

所以孔子提出卫公子荆的这个观念,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我们的四书五经,教年轻人去读,在他们是一件痛苦的事,实在难懂,像这些必须要配合人生的经验去体会。如果在学校里教这些书,仅从文字上讲解,学生听了自然会反感的。这实在难怪学生,只好责怪“人生”了。

其次说到盖房子,讲几个故事:

第一个讲到郭子仪:唐明皇时候,安禄山作乱,唐室将垮的政权,等于他一个人打回来的。在历史上,唐代将军能富贵寿考的,只有郭子仪一个人。他退休以后,皇帝赐他一个汾陽王府。在兴工建筑的时候,他闲来无事,拄一支手杖,到工地上去监工。吩咐一个正在砌墙的泥工说,墙基要筑得坚固。这名泥水匠对郭子仪说,请王爷 放心,我家祖孙三代在长安,都是作泥水匠的,不知盖了多少府第,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,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。郭子仪听了他这番话,拄着杖走了,再也不去监工。这个泥水匠讲的,是祖孙三代的实际经验,而郭子仪听了以后,就想透了人生的一个道理,不是消沉,而是更通达了。

第二个故事,唐末杨玢在尚书任内,快要告老退休的时候,他在故乡的旧屋地产,有些被邻居侵占了。于是他的家人们要去告状打官司,把拟好的起诉书送给他看。杨玢看了,便在后面批说:“四邻侵我我从伊,毕竟须思未有时。试上含元殿基望,秋风秋草正离离。”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状了。

第三个故事,和杨玢的类似,据说(待考)出在清代康熙、雍正间的桐城人张廷玉。他是清代入关后,父子入阁拜相的汉人。据桐城朋友说,桐城有一条巷子名为“六尺巷”。张廷玉当年在家乡盖相府时,邻居与他家争三尺地,官司打到县衙里,张家总管便立刻把这件事写信到京里报告相爷,希望写封信给县令关照一下。张廷玉看后,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诗寄回来,这首诗说:“千里求书为道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长城万里今犹在,谁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家的总管于是立即吩咐让了三尺地出来,那个邻居看到张家居然退让了三尺,他也让了三尺出来,于是留下了六尺空地,成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条巷道。

从这几个故事,我们就可了解孔子之所以讲到一个世家公子的生活,能够修养到“知足常乐”,只求 饱,实在是很难得的。像这样修养的人,如果从政,就不会受外界环境的诱惑 了。

刚才提到郭子仪的起建汾陽王府,我们再看看唐人的两首诗:

门前不改旧山河,破虏曾轻马伏波;

今日独经歌舞地,古槐疏冷夕陽多。

——赵嘏经汾陽旧宅诗

汾陽旧宅今为寺,犹有当年歌舞楼;

四十年来车马散,古槐深巷暮蝉愁。

——张籍法雄寺东楼诗

上面两首诗的词句都很简单,但包涵的意味却发人深省;比起“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”,如何?

政治、经济、文化

子适卫,冉有仆。子曰:庶矣哉!冉有曰:既庶矣,又何加焉?曰:富之。曰:既富矣,又何加焉?曰:教之。

有一次孔子又到卫国去,他的学生冉有跟着去服务,到了卫国一看,政治很清明,社会进步了,繁荣起来了。于是孔子说,好呀!好繁荣呀!冉有就问,像这样繁荣了,再进一步该怎样做?孔子说,使社会繁荣,是为政的原则。繁荣了还不算,还要使国民经济基础稳固,人人富有。冉有又问,社会繁荣了,国民收入也提高了,那么再进一步又该做甚么呢?孔子说,那就是文化与教育了。仅是繁荣了,如不加上文化教育,这个社会,这个国家民族,会堕落、沉沦 的,这是很严重的。繁荣、富有、文化教育,是政治发展的三阶段。

子曰:苟有用我者,期月而已可也,三年有成。

这是孔子平常的感叹。他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,不能实行。孔子在这里说,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,“期月而已可也”,期月就差不多了。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,三年的时间,这个国家就有大成果,可以变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。

子曰:“善人为邦百年,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诚哉是言也!

看这一节书,首先要了解,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话。其中“善人为邦百年,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这两句话,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说的,只有下面一句“诚哉是言也!”是孔子自己的话,也就是孔子对于古人那两句话的感想、评语。以现在的话来解释,孔子说,这两句话的确说得不错,真有道理!

这一节书是连接上面政治发展三个阶段:繁荣、富强、文化教育的振兴一直下来的。讲到繁荣与富强,我们想到现代的情况,像全世界都在谈发展观光,观光就是社会繁荣的前奏。现在这样,过去历史也是这样。所谓观光,不免要连带有许多对社会风气不好的事,中国如此,世界各国也如此。

试举一个例子:曾国藩打垮了太平天国,收复南京之初,当然,南京在兵乱之后,经济非常衰落,老百姓非常困苦。曾国藩第一步工作,就是恢复秦淮河的游乐事业,歌台舞榭,什么特种营业都有。这些一恢复,经济的复兴就来了。经济的原理,有如美国人一句话,世界上最大的本事,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,放到我的口袋里来。读了几年经济学,不如这句话实在、实用、有道理。好逸恶劳是人的常情,要使有钱的人,把钱花到南京来,当然最好就是发展娱乐。曾国藩不但第一步恢复了秦淮河的游乐事业,而且像他生活那样严肃的人,为了繁荣地方,听部下的建议,自己还到秦淮河去逛逛,以示提倡。曾国藩还遇上几个名妓,其中一个死了,曾国藩送了一副挽幛,题道“未免有情”。更相传其中有一个妓女,艺名少如,也颇有文才,要求曾国藩送他一副对子。曾老先生打算用她的艺名“少如”这两字嵌到联中,先写上联:“得少住时且少住”,意思是能偷闲在这里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。因为要考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样,便要她自对下联,不料这女孩很调皮,开了曾国藩一个大玩笑,提起笔来写道:“要如何处便如何”。这只是相传的故事,并不完全可靠。但曾国藩为了使南京地方的经济复苏,先恢复秦淮河的繁荣,这是一个史实。

然后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:“仓廪实然后知荣辱,衣食足然后礼义兴。”最后是文化教育,真正的文化教育。古代中国政治,为王道的道德政治;后来讲事功,是来自霸道的思想,不是王道。王道政治的代表,在三代以下是周朝。经过好几百年,祖孙几代的努力,他的文化风气才养成。所以周朝的政权,在中国历史上,就有那么久远,乃至变成中国文化的渊源。这就是所谓“善人为邦百年”,急进是不行的。一个理想的政治风气,最后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,不是简单的。但这种不以事功取胜,以道德为先,才可胜残止杀,化解人们彼此斗争、仇恨、残杀的心理。但是一个社会、国家,要达到这个程度,必须有百年的教育,百年的文化,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,要经过三四世才行(一世三十年)。孔子年纪大了以后,有了丰富的经验,所以这两句,说得非常切实。换句话说,文化历史的成果,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,起码要百把年,好几代才能做到。所以急求事功,往往没有好的结果。因此接下来说:

仁德须加累积成

子曰:如有王者,必世而后仁。

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,孔子在这里,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。他说要实行王道的仁政,亲眼看见成功,是很难做得到的。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,隔世或隔代的努力;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,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,然后才能“世而后仁”。我们看历史,先不管王道不王道,每一个朝代真正的安定,都要开国以来百把年的根基才行。从近代史来说,就看清朝一代,他们由孤儿寡妇 带了三百万人入关,统治了四万万人,经过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百把年来的努力,才开始有真正的安定。像“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描写当时国家、社会的安定现象,实在也是得来不易的。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开始变了,马上又走下坡。再回溯上去看明代、宋代、唐代,甚至汉代,都是如此。每个朝代开始,社会在大变乱之后,真正过安定生活走上轨道,大体上都要百年的时间。当然恢复很容易,长治久安比较难。我们如果能避免战争,二、三十年中不打仗,马上就可恢复了。

所以那年去日本开中日文化会议,我曾面对他们的国会议员、大学校长、教授们说:“我到了日本,看见东京的繁荣,日本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。我说:‘这并没有什么稀奇,一个国家,一个社会,安定下来,二十年时间,谁都做得到。但你们日本人要知道,日本今日的繁荣,是中国人三千万军民的血汗所施予的。我说世界上两件东西最可怕:一是刀,一是钱。过去你们军国主义,把刀磨快了想统治全世界,后果怎样你们已经知道了。现在你们有了钱了,又想买通世界,这种思想将来所得的后果,一样可怕……’”

闲话少说,再回到正题,我们要注意“必世而后仁”这句话,经过一世,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。例如一个家庭,为了培养一个孩子,希望后代优秀,也要“必世而后仁”。培养自己的孩子,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成,还不大可靠;儿女如果照你的教育,再教育下去,到孙子这一代,才有希望。相反的“世而后败”,试看社会上富豪之家,也几乎没有超过三代的殊荣。做父母的很辛苦,白手成家;第二代做儿子的虽然不太过分,总比老子会花钱;到孙子一代出手可大了,完全是纨绔子弟的作风,甚至有些马上败掉了;因此又轮到第四代曾孙在闹穷。穷了又再俭省成家,如此循环往复,永远像一个轮子在转。

这里又顺便讲一个故事。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国犯了死罪。因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庄生与陶朱公很有 情,于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写信给他,把儿子救出来。陶朱公打算叫第三个儿子带黄金千斤,连同信件去见庄生,相信不会有问题。可是长子不肯,因为宗法社会的长子,有特别的地位,有责任与权力,所以争着要去。但陶朱公不答应,他说如果长子去送这封信,一定是把老二的体运回来,不是把人救回来。可是长子硬吵着要去,太太不懂事,帮长子说话。陶朱公被吵得没办法,于是就让长子去了。不过同时吩咐太太准备好次子的丧葬事宜。长子到了楚国见到了庄生, 上了书信和黄金。庄生因为是陶朱公的事情,不能不办。适逢这年楚国有灾,古代相信天象,每逢天灾,国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。于是庄生去见楚王,建议大赦,楚王接受了他这项建议。但这个消息泄漏出来了,被陶朱公的长子听到,他就后悔老二的事用不着托庄生,大赦一定会放出来的,千斤黄金白送了,心里舍不得。殊不知这次大赦,正是庄生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来的办法。所以又去看庄生,提起大赦的事。庄生当然很聪明,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,就写了一封回信,将千斤黄金退回。对他说你弟弟的事刚好遇到大赦,用不着我帮忙,我可以不管了。然后庄生连夜进宫再见楚王,请求慢一点发布大赦令。他报告楚王,在大赦令的范围中,有一个死犯是陶朱公的儿子,如果不把他先正法,别人还误会我庄生贪污,误会你楚王不公平。于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杀了,翌日再颁大赦令。陶朱公的长子只好把弟弟的首运回,家里却已布置好了灵堂。

陶朱公的家人问他,为什么事先会知道这样的结果?陶朱公说,我们白手成家,大儿子跟着吃苦出身,对钱看得太重,岂肯轻易花用。而这位老友最清贫,绝对不会受贿赂,我送给他钱是私人感情,他才肯受用。而我们的三子,出生时家里就很有钱,他花钱花惯,送了千斤黄金,绝不会心痛,也绝不会再去问的。我所以断定,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首运回来。这则故事的内涵,可以从多方面去体会,涉及到个人心理学、社会心理学、政治心理学、家庭教育心理学等等。

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儿女,再好也有问题存在;主要的,他们在此时此地长大,安安定定,由小学读到大学,父兄尽管穷,他们的学费和零用钱总有得用的,他们哪里真能晓得世事艰难?所以说要在痛苦的环境中施予教育,像训练国家的军人一样,必要置之死地而后生,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、社会、国家、民族的重要,将来也许他会有远大的成就。由此理扩而充之,讲到国家天下,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则,“必世而后仁”,这是不易的定论。

正己而后正人

子曰: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

这是中国政治思想重点所在,也是孔子所说名言——“政者正也”的引申。主要是要求于领人 的。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句“《春秋》责备贤者”的惯用语。这是说明孔子作《春秋》的主要宗旨,是为了时代的衰颓,社会风气的败坏,尽他对于历史的责任。他并不苛责一般人,因一般人大都是盲从的,听命的;他责备的是领导者,当权者,或者有道德学问而负这种责任的贤者。倘使这些人搞错了方向,会导致历史的重大罪过,因此《春秋》以中正责备贤者。《论语》中这里的观念也是如此,解释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,后来曾子《大学》的正心诚意等一系列思想,也是孔子这一观念的引申、演绎。到了宋代,真德秀著《大学衍义》、《心经》(儒家的心经)、《政经》等书,就是强调这个重心给帝王和领导者看的,所以唐代以后,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正心诚意思想,作为领人 必然的修养,也是根据孔子这里的思想。

这里在文字上的解释很简单,政就是正,“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”这句话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:假如本身公正,去从政,不必讲,当然是好的。“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政者正也,要正己才能正人。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,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?

下面跟着这一政治原理,描说一则冉有的故事。

冉子退朝,子曰:何晏也?对曰:有政。子曰:其事也,如有政,虽不吾以,吾其与闻之!

这一段记载很妙,也是孔子的幽默处。孔子学生冉有,当时在鲁国的权臣季家做事,职位很重要。在鲁国的历史上,季家当时很糟糕,想争夺政权,不臣的迹象都显露出来了。在上论《八佾篇》中就曾记载,季氏旅于泰山,孔子曾找冉有,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季家,纠正他的思想。冉有说不能,可是冉有还在季家做事,有一天冉有退朝后,见到了孔子。(中国古代都在朝上处理公文,也等于是现代每天的朝会,讨论政治,处理公事。)

说到这里,我们有许多感慨。现在大家都觉得每天的会议太多,头大得很,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过渡时期的现象。时代不同,社会结构、人事变化古今大不相同。古代官制人事比现在少得多。就清代而言,康熙年间,全国上下二十余省,从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员,只有二万五千多人。就此人数,办理约四万万人的政治事务。当然,我们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败,但是在腐败中间,也有一点值得注意,就说那时腐败衙门的师爷们,每天上班,大多已在下午两三点钟,吃过午饭,睡好午觉,鸦片烟抽足以后才上班。可是他们今日事今日了,难得有拖到好多天才办的。难道说这是制度问题?实在难以下一评断!

再看古代,皇帝都是早朝,非常辛苦。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论,承继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正面,专权到了极点,事无巨细都要过问,以致皇帝从来不能睡得舒服。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 ,如果贪睡起不来,就有一个老太监跪下来叫;如果叫不起来,就由另一太监,打一铜盆热水,绞一条热热的面巾,覆到仍在睡梦中的皇帝脸上,替他擦一把脸,硬把他拖起来,替他穿上龙袍,拉着去主持早朝。吃饭也没有人陪,孤家寡人一个人吃。清代先祖的法制:不能由皇后陪,最多下命令找一个喜欢的妃子陪他吃。人到了这个地步,权力固然可爱,可是有许多事情,就没有味道了。我们顺便讲到这些,是要注意早朝制度。

闲话一句

几千年来,一切国家大事,都决定在早上,乃至个人的处理政事,也是如此。如曾国藩当年理政,就不大开会,而是找部属们一起吃早饭。有一个人不到齐,他就不动筷子,利用吃早饭的时间,讨论了事情。所以对于过去的早朝和现在的会议,我们可以好好对比研究一下,对于自己国家将来制度的问题,也是值得考虑的一点。

这里是说,一天冉有退朝回来,孔子问他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迟?冉有告诉孔子,因为有政务须要商量。孔子说,我清楚得很,看起来好像是国家的大事,虽然我没有参加,不过就好像亲自听见一样。孔子这个话非常幽默,想来,他说此话时,一定作了一个幽默的微笑,等于打冉有一棒。

定公问:一言而可以兴邦,有诸?孔子对曰: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!人之言曰:“为君难,为臣不易。”如知为君之难也,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?曰:一言而丧邦,有诸?孔子对曰: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!人之言曰:“予无乐乎为君,唯其言而莫予违也。”如其善而莫之违也,不亦善乎?如不善而莫之违也,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?

鲁定公一天问孔子,他说一般人都说,不要随便说话,尤其是从政的人,在上面领导的人,只要一句话,就可以“兴邦”,有这个道理吗?孔子说,话并不是那样说法。“一言而可以兴邦”,这句话是一个原则,譬如说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话“为君难,为臣不易。”这不就是一句话吗?做领人 困难,做干部也不容易。

这也就是孔子的机会教育,他对自己的国君,不好意思直接教训。可是趁这个机会,举出这句话来作例子,无形中教育了他。鲁定公本人就是领人 ,所以他说假使一个人懂了“为君难,为臣不易”这句话,就可以兴邦了,事业前途无量了。这段文字很简单,如以历史的事实来讲,一言可以兴邦的史实很多,试举两个例子:

一个例子是唐太宗时代的名论:“创业难,守成也不易。”就是这个道理,不但国家天下事如此,个人也是如此。一个人由贫穷而变成富有,是创业难,至于子孙的守成,又是一个大问题。究竟哪一个难?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,素来认为两皆不易。另一个例子,宋高宗曾说过,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。其实这句话,春秋战国时,卫国的蘧伯玉也这样讲过,人由于年龄的增加,经验的累积,回过头一看,才发现过去的错误。这些都是“一言兴邦”的实例。

引申到下面的“一言丧邦”,一句话而亡国的,又可以举很多例子了。历史上楚汉之争,刘邦的长处,是听从别人的话,他的所以成功,是对于别人的好意见马上接受。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人物的性格,会发现很有趣的对比。有些人的性格,喜欢接受别人更好的意见;不过,能立刻改变,马上收回自己的意见,改用别人更好意见的人太少。刘邦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。而项羽对于自己的主意就绝对不会改变,绝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。对于这一点,在个人修养上是要注意的,尤其作为一个单位主管,往往容易犯一种心理上的毛病,明明知道别人的意见更对,更高明,可是为了“面子”,为了“下不了台”而不接受。这种心理,大而言之是修养不够,小而言之是个性问题,自己转不过弯来。现在,我们看看项羽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决定:当项羽打到咸陽的时候,有人(据《楚汉春秋》的记载是蔡生,而《汉书》的记载是韩生。)对他说:“关中险阻,山河四塞,地肥饶,可都以霸。”劝他定都咸陽,天下就可大定。

关于这一点,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研究,国都应该定在哪里?历代都有讨论。宋元以前,首都多半在陕西的长安,宋代因为国势非常弱,定都汴梁。当时也曾有人认为洛陽是四战之地,不宜为首都。往下元、明、清八百多年来,首都则在北京;民国成立以后,对于定都的争议,当时也有许多主张。一派主张定都北京;一派主张定都南京;还有人主张定都到咸陽;又有人主张定都北京或南京都可以,但是应该在长安、武汉等地设四个陪都。这一派人看到了将来国家的大势,要与国际的局势相配合的。一个国家究竟定都在哪里,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 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,这是一个大问题。我们现在为了配合将来时代,预为国家的大计研究,这些历史,乃至于近代史、国际现势,都要研究。这是题外闲话了。

风头主义的英雄

我们再回来讲,项羽对这个定都的建议不采用。他有一句答话很有趣,也是他的名言:“富贵不归故乡,如衣锦夜行,谁知之者?”就凭了这句话,他和汉高祖两人之间器度的差别,就完全表现出来了。项羽的胸襟,只在富贵以后,给 东故乡的人们看看他的威风,否则等于穿了漂亮的衣服,在晚上走路,给谁看?他这样的思想,岂不完蛋!所以项羽注定了要失败的。而同样的事发生在刘邦的身上又是怎样呢?

刘邦大定天下以后,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陽。但齐人娄敬去看他,问他定都洛陽,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。汉高祖说是呀!娄敬说,洛陽是天下的中心,有德者,在这里定都易于王;无德则易被攻击。周朝自后稷封邰,到文王、武王,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积德累善,所以可在这里定都。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,战后余灾,疮夷满目,情形完全两样,怎么可与周朝相比?不如定都关中。当然有一番理由,张良也同意,刘邦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见,采纳娄敬的建议,并赏给五百斤黄金,封他的官,赐姓刘。

以这一件强烈对比的史实,清代嘉道年间,有个与龚定庵齐名的文人王昙,写了四首悼项羽的名诗,其中有一首还说道:“秦人天下楚人弓,枉把头颅赠马童。天意何曾袒刘季,大王失计恋 东。早摧函谷称西帝,何必鸿门杀沛公?徒纵咸陽三月火,让他娄敬说关中。”这是王昙悼项羽有名的四首诗之一。“秦人天下楚人弓”,典故出在春秋战国时,楚王的一张宝弓遗失了的时候,人家向他报告,这位皇帝说:“楚人失之,楚人得之。”意思是说皇家保存与百姓拿到,都是一样,不要太追究。王昙引用这个典故,说秦始皇死了以后,中国人的天下,凡是中国人都可以出来统治。“枉把头颅赠马童”,指项羽在垓下最后一仗,被汉军将领四面围困的时候,他回头看见追杀他的,正是他一个投降了刘邦的老部下,名叫马童。马童见他回头,侧过脸去。项羽说,你不要怕,你不是我的故人马童吗?听说刘邦下令,凡得我头颅的可赏千金、封万户侯。你既是我的故人,就把这颗头送给你。于是项羽自刎了,这也就是项羽的气魄。“天意何曾袒刘季?”刘季是刘邦的名字,这是说项羽“非战之罪,天亡项羽”那句话的错误,而项羽的错在哪里呢?“大王失计恋 东。早摧函谷称西帝,何必鸿门杀沛公?徒纵咸陽三月火,让他娄敬说关中。”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关键。

这里再插一段闲话。说到历史很妙,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烧书,对中国文化来说,是一个大罪行。但是他的罪过,也只能负责一半。因为秦始皇不准民间有书看,把全国的书籍集中起来了,放在咸陽宫,后来项羽放一把火烧咸陽宫,这把火连续不断地烧了三个月,有多少书籍、多少国家的财富,由他这把火烧掉了。所以严格说来,中国文化根基的中断,这位项老兄负有很大的责任。但后世却把这一责任,全往前面秦始皇的身上推了。至于项羽的责任,由于对失败英雄的同情,就少提了。

我们由“一言而可以兴邦”的思想见解,所以又牵引出许多闲话。现在我们的国家,东方的国家,全世界的国家,都受了美国一句话的害,也就是一个政策的害。美国的什么政策?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所谓“不准打胜利的仗,打有限度的仗。”我们这一代的历史,大家对这句话,并没有什么很显著的感觉,正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中,就没有感觉到,假使我们退后一百年,或超前一百年来看这段历史,看看美国人这一政策的结果,害死了多少人?破坏了多少国家?这个想作世界盟主的决策有多么滑稽!多么悲惨!“一言丧邦,一言兴邦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由历史上的故事,比类引申体会,必定更为亲切。同时,我们身为现代人,再由现代史丑陋的一面去看看,更可了解这道理。

下面也是一样,鲁定公问,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亡国,有没有这种事?孔子说,这个也一样的,不是如此随便解释就可以的。接着下面孔子讲的这句话就很妙了,他说有人说,我并不乐意作君主,只是为了言出法随,谁都不能违背,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,达到我的理想,这样才过瘾。孔子为什么对鲁定公说这个话呢?其实这情形也不止是鲁定公一人犯的错误,一般人都有他同样的毛病。试想为什么人总喜欢抓权呢?因为有权力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,才能够控制别人听自己的命令。所以归纳起来,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这种心理来从政,那就错了。下面的人不反对,并不见得你个人的意见就是对的。问题在思想的本身,在于领人 的意见本身对与不对。如果意见是对的,应该绝对信仰,不能违抗;如果领人 的思想不对,而要人们一定都服从他,这就要丧邦了。

“一言兴邦”与“一言丧邦”,连起来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大概地举了过去的历史,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的风暴中,所亲身体会的经验,希望大家对这一节能有更深的体会。

画龙点睛

下面另外提到一个人叶公,他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,用我们的口头语讲起来是一个小皇帝。历史上有名的故事“叶公好龙”,就是有关于他的典故。前面曾经提到过,此人在宫廷中墙上、梁上、柱上,到处画的、雕的都是龙。因之感动了真龙来,他却又吓死了。后人对于好讲道德,而真要他行德时又不干了;又如好 朋友,而朋友有困难时又不帮助了,这一类事故,便引用叶公的故事,说此人讲道德、好 友,如“叶公之好龙”。

叶公问政。子曰:近者说,远者来。

春秋时,人口少,土地辽阔,很需要老百姓,所以孔子说,能够做到近者悦,远者来,就是最大的成功了。在领人 来说,跟随的人,不愿离开;在外面的人都想回来;别处的人都想来投效,这就成功了。相反的,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,在外面的人没有向心力,这就有问题。孔子这两句话,后世更引申到外 上,能够与邻近的国家,相处得敦睦;而距离远的国家,也愿意来交往,这就做得很成功。

子夏为莒父宰,问政。子曰:无欲速,无见小利;欲速则不达,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

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,他来见孔子问政,孔子告诉他做地方官的为政大原则。这就是前面提到过,要有远大的眼光,百年大计。做一个地方首长,行政、建设等一切制度,要顾全到后果,为百年的大计,不要急功好利,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来表现。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,要顾全到整体大局。

接着,“欲速则不达,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两句名言,大家都懂得,不须多说了。

下面举的一个例子,是法治思想与法理的重点,同时也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有关。

叶公语孔子曰:吾 有直躬者,其父攘羊,而子证之。孔子曰:吾 之直者异于是,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!

叶公告诉孔子说,我们这个社会里,老百姓的思想、性格都很直爽,不狡诈。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,他的儿子会挺身而出,作证人。我们这个社会风气有多好!叶公这个话,我们要注意。无论是研究法律的,研究社会制度的,研究政治的,尽管只看到这么几句话,要领会出,对于社会心理、政治心理、法律的最高法理、犯罪心理,都有关系。

孔子听了他这几句话,答复说,我们那边社会的情形,与你们这里就不同了。如果儿子做错事,当然父亲为了亲情,会为儿子隐瞒一点;父亲做错了事,儿子也当然替父亲隐瞒一番,这是人情之常。也许你看来这样不够诚实,不够直爽,可是所谓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。这就是中国后世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。假如讲法治的道理,父亲偷了东西,儿子告密,并没有错,在法律的观点上看,是合理的行为。从人情上看,作心理研究,这一对父子之间,早就有问题存在了。人与人之间,不要说是父子,即使朋友之间,也不免有这一点感情。如果人没有这点感情,而认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,这个问题很大。所以这一段,作深入的研究,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贯串了。

接着转了一个气势,上面是谈为政有关的问题,下面则谈学问修养方面。

樊迟问仁。子曰: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,虽之夷狄,不可弃也。

讲到这里我们要注意:孔子的整体思想都在谈仁,究竟对“仁”下的定义是什么?千余年来,对于孔子的仁,敢下一个定义的很少。《里仁》全篇讲仁,那都是讲仁的用,仁的行为,《颜渊》这一篇,孔子讲到仁,他下一个定义“克己复礼”为仁,这是仁的体。颜渊再问方法,孔子告诉他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就是修养到仁的方法。

现在《论语》已讲了一半,如果明辨一下,孔子的“仁”究竟是什么?我的感想,只可引佛学上一句话:“众盲摸象,各执一端。”从《论语》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,都是讲仁的用。如勉强抓住其中那一点,就认为是仁的全体,就等于“众盲摸象,各执一端。”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,从形而上的本体,到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用,都归到仁。

现在樊迟问仁,孔子讲的是对个人修养的仁,他说自己平常的言行,恭敬而诚恳,做事尽心负责任,对长官、朋友、部下,对任何人无有不尽心的。恭、敬、忠,这三个要点具备了的人,即使到了毫无文化的野蛮地区,也是了不起的。这是仁的用,他希望学生们在内圣外王的修养,都能做到这个重点。

是不是——士

子贡问曰:何如斯可谓之士矣?子曰: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,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。曰:敢问其次?曰:宗族称孝焉,乡 称弟焉。曰:敢问其次?曰:言必信,行必果,硁硁然,小人哉,抑亦可以为次矣。曰:今之从政者何如?子曰:噫!斗筲之人,何足算也!

上面曾经讲过“士”的观念,从一般的习惯,认为古代所讲的“士”就是知识分子,这个话实际上很笼统。古代的士,必须内在的道德,外在的学识,两方面都很好,才能称作士。子贡这里请教孔子,怎么样才叫士。

孔子说,第一是“行己有耻”。“有耻”包括了很多意义,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没有污点,这是对于自己的要求。我们每人几十年 来了许多朋友,其中的确有些人非常有耻,怕做错了事,怕难为情,自己没面子,不好意思。

真正爱好面子这一点心思,培养起来,就是最高的道德。

然后“使于四方”。“使于四方”,也可作社会关系来解释。强调一点来说,这里可以认为是偏重于外孔子有许多国民外 的工作,乃至代表政府的外 工作,都是子贡去做。所以狭义来说,做外 要“行己有耻”,是非常重要的。除了外 官以外的人,一样用得到。如果“行己有耻”,当外 官到外国去,对于职责、任务都能胜任愉快,这就叫士。孔子为什么作偏重外 的答复?我们要了解,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,非常混乱,并不统一,各国诸侯,各自为政,处处用得到外 ,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。我常说,读《春秋左传》,就可以了解现在这个时代,现在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放大。

讲到这一点,又涉及历史哲学了,曾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,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,认为历史绝对不会重演的。这就成了历史哲学上的争论。而事实上历史会不会重演呢?我们可先读唐代窦巩的一首诗“伤心莫问前朝事,惟见 流去不回。日暮东风春草绿,鹧鸪飞上越王台。”这首诗全部都是哲学思想。东流的 水是一去不回的,但 水永远在东流,历史的原则是不会变,所以也可以说历史是反复的。因此认为要了解今日的国际大势,要读历史,尤其要读《春秋左传》,大原则不会错的,不过要自己去领悟。

因此我们读了这段书,知道孔子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,认为“士”,有才能的人,在外 上能达成任务,办得成功,是了不起的。子贡又问,这太高了,士也有各种各样的,其次又该怎样?孔子说,在宗族之间都称他为孝子,在邻里之中,地方人士都说他友爱,这也可称为士了。

子贡又问,再次一点该如何才是士?孔子说,到处要讲信用,要守信。我们研究儒家思想,这一点要搞清楚,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,有些人要打倒它,实在不晓得活用。我们过去读书,总是问这个孩子读书读通了没有?不会问拿到文凭没有;学问要读“通”,要晓得活用的。孔子这里说的,一个人“言必信”,讲了的话一定要兑现。“行必果”,做事一定有结果,有始有终。这种人该不错吧!可是孔子说“小人哉!”这样是不错,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,但并不一定可以处理国家大事,这也可以叫作“士”。这是三种人才的分类。

子贡于是再问,现在一般从政的人,老师以为他们怎样?孔子说,那些都是为了领几斗米,拿点薪水的人,不必谈了。“斗筲之人”,这句话两个观念:一是只为了找个工作吃饭的人,哪里把国家天下事摆在心上,这种人算不了什么。一是可以解释为车载斗量的普通人物,太多了,不必谈。

子曰: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!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

上面讲了人才的分类,人格的看法,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评语,中行的人,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,自己有中心的思想,而能调和、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。孔子认为这种人才还是太少,不易得到。

其次孔子欣赏两种人,就是狂、狷之士,这种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。就对 朋友而言,平常无所谓,到了真有困难时,能来帮忙的朋友,不是狂之士,就是狷之士。如何是狂?如何是狷?以前解说过,不必再重复了。

有恒为成功之本

子曰:南人有言曰: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。”善夫!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”子曰:不占而已矣。

这一路下来,都是讨论人的问题,以现代来说,包括了人才的分类、人格的类别、人性的研究,这些都与为政有关系,到这里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。春秋战国时的南方,像楚国,在长 以南,道家的思想比较发达。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,如湖南、贵州、四川一直到西藏,现代所谓的神秘学都比较发达。印度也是这样,在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,任何国家都是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。北方的人个性坚强,行动果断;南方人比较优柔,也比较聪明。不但中国如此,外国也一样。这是什么道理?扩大问题来研究,是因地质影响人的个性,前面提过,顾祖禹著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这本书,各地人的性格,都有其地方性的特点。

古代把医和巫放在一起的巫术,包括了符咒,这些都是神秘学,涉及精神力量的问题。说到这里,问题又大了,如真懂了精神方面的科学,人类的知识领域更广阔。这里巫医,是古代巫与医并称。古代的记载,巫为巫祝,后来医学有一科名“祝由科”,可也真灵。这些证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质、转变物质的,物质的根本在精神。如湖南辰洲派的符箓,怪事很多。

古代认为巫事虽是很浅薄的事,可是没有恒心,就学不会。孔子在这里引用南方人这个观念来说“善夫!”认为这话非常对,是真理。为什么?任何人做事没有决心,没有恒心,都做不成。常听人说中国功夫,什么是功夫?我说,方法加上时间,加上实验,就等于功夫。有方法没有用时间练 ,怎么会有功夫?任何一种功夫都要有恒。下面孔子引用的两句话,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”是《易经》上恒卦九三爻辞,卜卦用的。意思是说做事情,修德行,如没有恒心,做做停停,终归没有结果,很难为情。这虽然是卜卦用的话,但真正懂了有恒的道理,用来处事,就不必去求神问卜,只有“自求多福”了。这和后来荀子解说的:“善于易者不卜。”是同一意义。

子曰: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

这两句话用来解说前面所提到的“中行”的意义,是最恰当不过了。

和而不同,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,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,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。小人就不一样了,容易受别人的影响,别人纵然影响了他,然而人各有志,到了利害关头,意见冲突,相处就不会融洽,自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。

乡愿之见

子贡问曰:乡人皆好之,何如?子曰:未可也。乡人皆恶之,何如?子曰: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,其不善者恶之。

子贡问孔子,假如有人,乡 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,都欢喜他,像这样的人,怎么样?孔子说,不可以绝对认可。子贡又说,假如大家都说他坏,又怎么样?孔子说,也不可以如此随便附和。不如乡 中的好人喜欢他,乡 中的坏人讨厌他,才能断定他的好坏。

孔子这个道理,说明了一件事,就是我们现代说的“群众心理是盲目的”。所以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,很难判断。办地方选举或在司法上判案子,就要注意,有时候群众认为不对的,不一定真的不对;群众认为好的,也不一定是好的。由此可见为政之难。

子曰:君子易事而难说也!说之不以道,不说也。及其使人也,器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!说之虽不以道,说也。及其使人也,求备焉。

孔子说,君子之人,与他共事,容易得很。因为君子人多半爱人,多半平易近人,比任何人好相处;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,就很难了。从历史上看,许多好的大臣、好的领袖,都是这样。向一个好的主管提供一个意见,只要差不多,他就会接纳,准予酌情照办;但要想使他真的心里很高兴,就很难做到了。至于说不以光明正当的途径,而想讨好他,那更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君子人对于部下,信任、体谅、因才起用。因此,作为一个主管的,对部下的建议,认为可行就采纳,不必问这人本身的学识够与不够。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满意,对部下的品德、才能、知识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,则不易得。当主管的不必什么事都要自己计划,要量才而用,舍掉部下的缺点,用他的长处,下面一定能达成任务,这就是“使人也,器之。”

至于小人就很难共事。但是摸到他的心理,稍稍迎合一下,他就高兴了;乃至骗他一下,他都高兴。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,要求完备,样样要好,这做部下的就很难了。

孔子这些话,都是从政的经验,这就是圣人。把人情世故,透彻到极点。因此我们知道做领人 的,用人不要过分要求,世上没有样样都好的人,爱打牌的劝他少打一点,爱喝酒的劝他少喝一点。办好了事,让他去,不要求备。希望每一个部下都是孔子,道德又好,才能又好,太不可能了。如果孔子来做自己的部下,自己又是一个什么“子”,才能承当呢?

子曰:君子泰而不骄,小人骄而不泰。

这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对比。君子之人很舒泰,这个泰字,包括了很多意义:度量宽宏,胸襟开阔,光明爽朗,这就是泰。君子虽然很舒泰,态度绝不骄傲。小人既骄傲,又自卑,心里像猫爪一样,到处都是毛病,心境就不泰然了。

子曰:刚颜木讷,近仁。

这一句话,包括一个人的三种个性。刚,很刚强,换句话说有脾气,而且是很明显的有脾气,不对就是不对,绝不愿放在肚子里不响,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,他绝不干。毅,是果敢,有决断。木讷,是看起来好像笨笨的,但很厚道、朴实。如这三个因素具备的人就太好了,再不然有其中的一点,也都是近于仁道的人物。

子路问曰:何如斯可谓之士矣?子曰:切切偲偲,怡怡如也,可谓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,兄弟怡怡。

子路这里也来问,怎样才算一个士,孔子这里和回答子贡的,有所不同了。孔子拿四个字来形容,他说一个人“切切偲偲,怡怡如也。”总是对人笑咪咪,不是假笑,是内心愉快,这就是士。对朋友切切偲偲,很亲切,有感情,当然这个感情并不是每天请吃牛肉面,而是在朋友有困难时,伸出援手。在兄弟之间,非常愉快,不是冤家,真如骨肉,这样就是士。这几句话看起来好像教条,反省起来,我们每天对朋友、对同事、对兄弟都能愉快相处,和蔼相亲,就不易办到,尤其对子路的个性正好下一针砭。

国防第一

子曰:善人教民七年,亦可以即戎矣。

到这里,这一篇快作结论了,这篇开头说:“世而后仁”,又说“善人为邦百年”才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化的基础。我们知道周公、孔子,都在身死百年之后才慢慢弘扬出他的文化思想,然后影响了后世几千年。

至于军备武功,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善人来领导,只要七年之间,就可以保家卫国了。“即戎”,把军事上的国防建设做好,可以用兵应敌。但要有上面的重点——善人。善人并不只是做做好事,拿点衣服去送送人,做做冬令救济的善人。这个善的意义很大,是包括了道德、学问、才能。这样的人领人 民七年,就可以富国强兵了。

子曰: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。

这是本篇的最后一段。我们翻开这篇第一段,是子路问政。现在把孔子这句话放在《子路》这篇的最后作结论更妙。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冲动,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。孔子骂过子路,“暴虎冯河”,只晓得用武力、用军事,偏向于武功,而不懂得为政之道。可是在这里的结论,却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国防,不能忘记军事。如果不教人民军事的知识和技能,不巩固自己国防上的战备,等于自己要把国家丢掉,是不可以的。孔子在许多地方,表面上看起来,不大赞成用武力解决问题,但对于国防的战备,他认为非常重要。个人的修养也是如此,随时要准备战斗的精神,但不轻易用兵。中国武功的道理也是一样,练拳、练刀、练剑的人,要练到最高的武功,可不是为了轻易杀害别人,而主要在于求得和平的自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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