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雍也第六

论语别裁 | 作者:南怀瑾 | 更新时间:2017-05-10 22:46: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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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篇《公冶长》,是对前四篇整个学问系统,作一对话式讨论的前半集,本篇第六篇《雍也》是和第五篇的性质相衔接起来的,也就是讨论印证的后半集。

闲置帝王才

这里就讲到一个人。

子曰:雍也,可使南面。仲弓问子桑伯子。子曰:可也,简。仲弓曰:居敬而行简,以临其民,不亦可乎?居简而行简,无乃大简乎?子曰:雍之言然。

这篇书,同上篇以公冶长的名字来作篇名一样的,也是以学生“雍”的名字来作篇名。《公冶长》代表修德之体;《雍也》代表进业之用。雍是孔子学生中有名的一个,姓冉,名雍,字仲弓,比孔子年轻二十九岁。在孔门得意的高弟当中,他认为道德学问都行的是颜回;慷慨好义、军事第一的是子路;政治、外 、经济等等第一是子贡;另一个他最得意的学生,就是冉雍。他认为“雍也,可使南面。”所谓南面,就是说他有南面而王,君临天下的大才。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,每个国家都怕孔子,因为他的排场太大了。一来就带了那么多弟子,而且他的弟子中,各国的人都有,他的理想国中的各项人才也都有:冉雍可以作君王,宰相可由子贡出任,三军统帅子路可以站出来。这情形,诸侯列国有谁敢收容孔子?他在那里一待,谁都紧张。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研究孔子,就可以知道,他之所以伟大,之所以成为圣人,实在是其来有自。他不是没有办法,而是非常有办法,只要他头一点说:你们干吧!问题就大了。以他的三千弟子,在春秋战国时,随便哪一个大国都吃不消,都可以被他拿下来。但是孔子不走这条路,为什么不走这条路?这种道德修养,就值得我们研究了。如果对当时的史料不清楚,好像孔子之成为圣人,是读书人被逼得穷到无可奈何,才做了圣人,那就完全错了,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。

孔子提出来:“雍也,可使南面。”这是说冉雍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。古代帝王,依照传统文化观念,一定要坐北向南,一直到清朝被我们推翻以前,几千年来都是如此。古时南北正向的房子,老百姓是不准修的,尤其在清代,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,地方官一向上报,就要论罪灭九族的。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没有?有的,但是大门一定向旁偏一偏,不许正向南方。只有州、县等官府的衙门,或者神庙可以坐北向南,其他不行。这是中国专制时代建筑方向的规矩。还有,北京的房子,在过去绝不能高过宫殿,否则就是犯罪。所以“南面”这两个字,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称帝称王的代名词。

我们在这两篇书上看得出来另外的一个道理。第五篇公冶长,坐在牢里犯了法的人,孔子却把女儿嫁给他;第六篇则讲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。而冉雍本来是最可怜的人。他的父亲很不好,出身于贫贱家庭,如以阶级观念来讲,他的父亲是所谓下等人,可是他的儿子却资质非凡。由这两件事例,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上古时代,那种注重阶级的社会里面,他并不考虑到这些。他只问一个青年,他个人是不是人才,如果是一个人才,该如何就如何。所以后来他也一再鼓励冉雍。当然,冉雍下意识中也会有一种心理——自己的出身、自己的家庭如此,难免心理上有点自卑感。孔子就告诉他,不必要存有这种心理,一个人要靠自己站起来。所以这两篇书,第一个提到的人,都是在困苦艰难中,由孔子的培养,学问德业才能有所成。

说到冉雍,他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,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,在《庄子》这部书中也曾经提到过,他非常豁达。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,很有内涵。《史记》上写汉高祖,也有这种字句。达者指度量的宽大,讲得好听点是豁达;讲得难听点,就是“吊儿郎当”,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,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,扣子也扣不好,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。这个样子,也有一半像豁达——不在乎。子桑伯子,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

豁达的人往往太简。关于这个“简”字,值得研究了。我们须要特别了解:孔子经常提到的“简”,就和老子所提到的“俭”,观念是一样的。这两个字的定义,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。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。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,一切都是简化,近乎豁达,批评得简单明了。那么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。他说做一个领人 “居敬而行简”,如果对一件事——处事,对一个人——待人,都是敬重的心理,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。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,和一般社会的事务,就对了。如果说内心的精神,没有尊重这件事情,没有重视行政组织,没有“敬业”的心理,只是满不在乎,以此来标榜简化,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,就变成一种权术、一种手段,就不是政治的道德,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。在我们历史文化上,做领人 的,要注意所谓“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。”上位的人,爱好一件事或一种动作,标榜一事或提倡某一点,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颦,做得更热烈、更过火了。孔子听了冉雍的话,马上就说,你的话对,我一时说错了。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 态度及教学精神的诚敬之处。

下面又提出一个最有名弟子的重要问题。

哀公问:弟子孰为好学?孔子对曰:有颜回者好学,不迁怒,不贰过,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,未闻好学者也。

鲁哀公问,你学生中,哪一个能真正继承你的学问?最好学的是谁?孔子说,只有颜回。他认为继承学问道统的是颜回,不一定有帝王之才,却有师道的风范;而冉雍则有君道之才。颜回足为人师的学问德业在哪里呢?“不迁怒,不贰过。”但是“不幸短命死矣。”可惜已经死了。“今也则亡”,现在就没有了。“未闻好学者也”,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好学的人了。从这段话又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观念——学问并不专指文学知识。

现在要讨论的是“不迁怒,不贰过。”这六个字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。孔子也认为,除了颜回以外,三千弟子中,没有第二个人了。凡是人,都容易犯这六个字的毛病。“迁怒”,就是脾气会乱发,我们都有迁怒的经验。举例来说,我们最容易迁怒的是自己家人,在外面受了气回家,太太好心前来动问:“今天回得那么晚?”于是对太太:“你少讨厌吧!”这就是迁怒了。其实并不是骂太太,是在外面受了气,无处可发,向太太迁怒了,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长官、对朋友也要原谅。很多人挨了长官的骂,仔细研究一下,这位长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,正在烦恼的时候,你再去找他,自然挨他的骂,这是被迁怒了。处理事情也是这样,我们看到历史上,有些人做了历史的大罪人,就由于迁怒。有的因为对某一个人不满意,乃至把整个国家拿来赌气赌掉了。不迁怒真是太难的事。

当皇帝的能受气

我们讲两个故事:

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,德国的名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是对有名的搭挡。德国当时会强盛,不但是俾斯麦这个首相行,同时也因为有这个宽容大度的好皇帝。威廉一世回到后宫中,经常气得乱砸东西,摔茶杯,有时连一些珍贵的器皿都砸坏。皇后问他:“你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?”威廉一世说:“对呀!”皇后说:“你为什么老是要受他的气呢?”威廉一世说:“你不懂。他是首相,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。下面那许多人的气,他都要受。他受了气哪里出?只好往我身上出啊!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?只好摔茶杯啦!”所以他能够成功,所以德国在那时候能够那么强盛。

另外一个故事。朱元璋的马皇后也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,有一天在后宫廷与皇后谈笑,两个人谈得高兴,朱元璋突然拍了一下大腿,高兴得跳起来说:“想不到我朱元璋也会当皇帝!”手舞足蹈,又露出了他寒微时那种样子,这是非常失态的。当时还有两个太监站在旁边,他没有留意到。一会儿朱元璋出去了,马皇后立即对那两个太监说:“皇帝马上要回来,你们一个装哑巴,一个装聋子,否则你们两人都会没有命了,记住,听话!”果然,朱元璋在外面一想,不对劲,刚才的失态,将来给两个太监传了出去,那还了得。于是回到后宫,一问之下,两个太监,一个是哑巴,不会说话;一个是聋子,没有听见,这才了事。否则这两个头岂不掉下来了?所以马皇后也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好皇后。

这就讲到人生的修养与迁怒,一点事情不高兴,脾气发到别人身上,不能反省自讼。尤其是领导别人的,要特别注意。

第二点最难的,“不贰过”。所谓贰过,第一次犯了过错,第二次又犯。等于我们抽烟一样,这次抽了,下决心,下次再不要抽,可是到时候又抽起来了。再犯同样的过错,这就是“贰过”。孔子说只有颜回才能做到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这六个字,人们真能做到如此,不是圣人,也算是个贤人了。

“迁怒”的意义发挥起来还很多,总之,我们作人做事,要尽量注意“不迁怒,不贰过。”那么,“虽不中,亦不远矣。”

事实上,我们所讲的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,只是其中的一小点。如果认真地研究起来,这两句话是概括了全部历史哲学,也概括了人类的行为哲学。人若真能修养到“不迁怒,不贰过”,那是太不容易了。所以孔子再三赞叹颜回,是有他的道理。

譬如我们说“怨天尤人”,就是迁怒的一例。一个人到了困难的时候怨天,这是普通的事。说到“怨天”,如韩愈所说的,一个人“穷极则呼天,痛极则呼父母。”这是自然的现象。又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对《离騷》的评论:“夫天者,人之始也;父母者,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,故劳苦倦极,未尝不呼天也;疾痛惨澹,未尝不呼父母也。”这里所指的“穷”,并不只是没有钱了才叫作“穷”。一件事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,就叫作穷。此时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感叹:“唉!天呀!”身上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,往往就脱口而出:“我的妈呀!”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。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,心理上就逃避现实,认为这是上天给我的不幸。“尤人”,就是埋怨别人、诿过于人,反正是“我没有错”。古时平民文学中有一首诗说:“作天难作四月天,蚕要 和麦要寒。行人望晴农望雨,采桑娘子望陰天。”像这样,天作哪一种天才是好天呢?作天都难作,何况作人?所以一个人为朋友效力,受人埋怨,是难免的。尤其领导的人,受人物议,更是必然。所以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这句话也就是包含了要我们效法天地广大包容的气度。

至于“不贰过”这层修养,比起“不迁怒”的操守,那是更深一层的功夫了。

下面文章气势再转,更见《论语》编排之曲折而隐含条理之妙。

周富济贫

子华使于齐,冉子为其母请粟。子曰:与之釜。请益。曰:与之庾。冉子与之粟五秉。子曰:赤之适齐也,乘肥马,衣轻裘。吾闻之也:君子周急不继富。

子华名公西赤,孔子弟子,少孔子四十二岁。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,这时孔子大概在当政。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学,他因为公西赤还有母亲在家,于是就代公西赤的母亲请求实物配给,也就是请拨一笔安家费。孔子说,好,给他一釜。“釜”是古代度量衡的单位,六斗四升为一釜。这是米谷的成数,数量不多,所以冉求为他“请益”。冉求为同学说话了,老师,一釜少了一点,给他增加一些吧!于是孔子说,好吧!加给他一庾。庾是古代容量的单位,十六斗。等于说孔子原来给他五万元,现在又增加了八万。大概当时冉求是在孔子那里当总务,“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。”为了同学,不管孔子的意见,另外自己一批给了五秉。当时十六斛为一秉,现在来说,数字相当大,好像一下子给了三五十万了。事后,孔子知道了,但是并没有责怪冉求;这也是一种教育。当然现在做官就难了,以前做官,讲情、理、法,除了法律以外,还要合理、合情。不像现在的时代精神,以法治为主,专讲人事法规与人事管理,往往无法兼顾情理。冉求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,孔子如果专讲法令,那冉求是不对的,很可能要撤职查办。但是孔子没有追究,他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:“赤之适齐也,乘肥马,衣轻裘。吾闻之也: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意思是对学生们说,你们要知道,公西赤这次出使到齐国去,神气得很;坐的是第一流的 通工具,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装。等于现在西装几十套,皮箱几十口。他有这许多置装费,额外津贴,尽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他妈妈用。我们帮忙别人,要在人家急难的时候帮忙人家。公西赤已经有了办法,再给他那么多,不是成了锦上添花吗?这是不必要的。这也就是所讲“求人须求大丈夫,济人须济急时无”的道理。

不过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助人是件很难的事,这牵涉到社会心理问题。比如有一个朋友,又穷又病,于是替他找些朋友出钱治病。同样是这人的事情,去找了一位朋友三次,第四次以后,就要找别的朋友了。有时为了周人之急,我们可以要求别人:“再来一次!”但别人的答复说:“今天实在不行。”我们也许可以勉强的说:“这一次算我要的!”这就等于硬上了。但是某人一死,朋友们又很热心地出钱出力帮忙买棺材了。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,真使人有很大的感慨,也感觉很奇怪。当某人生前有急难的时候,替他奔走,找人帮忙还不大顺利。而他死了以后,大家又这样踊跃帮忙,同情他,可怜他穷病得死了。这种心理用在某人生前多好呢?把准备给他死后买棺材的钱,在他生前多出一点医药费好不好呢?这都要仔细思量。所以说,道德行为,又该怎样讲呢?研究下来,还是应该“济人须济急时无”,比较重要。孔子说“君子周急不继富”,已经有了的人,就不必再给他了。

从公西赤的事件看起来,好像孔子当主管时,对于财政的管理是比较紧缩的。但是接着这一节书连下来,便讲到另一件类似的事情,证明孔子对于财务并非悭吝。

原思为之宰,与之粟九百。辞。子曰:毋!以与尔邻里乡 乎!

原思名宪,字子思孔子的学生。他在孔子过世以后,就辞官归隐江湖。子贡后来相卫的时候,因为很佩服他,特别去看他,结果被他刮了 子。子贡去时,排场很大;原宪故意装扮成一个乡巴佬,穿了破旧的衣服会见子贡。见面以后,子贡说:“你生病了吧?”原宪说:“我没生病。我没有钱,只是穷;学道而不成,才是病。像我这样子是穷,而不是病。可是你学了夫子之道,看你今天这个神气、派头……。”虽然把子贡弄得下不了台,不过由此也可见原宪的侠义气概。孔子当政时,“原思为之宰”,这个“宰”是家宰,以今天的职务来说,相当于总务。孔子“与之粟九百”,这个九百的数字,到底有多少,无法考据,总之很多。“辞”,他不要那么多,希望减掉一点。但是孔子说,你不要推辞,你用不完可以周济那些贫穷的亲戚、朋友。

这一节是记载孔子出仕当政时,两个不同的态度。公西赤外放当大使,同学帮忙,要求多发一点安家费,孔子认为并不需要;而原宪经济状况较差,当他为孔子当总务的时候,孔子把他的待遇提得特别高。原宪不要,孔子却反而劝他收下。从这个故事,我们看到孔子作之君、作之亲、作之师的风范。除了是长官的身份之外,还身兼父母、师长之责,随时以生活中的事例来教育学生,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该效法其教化精神的重点之处。

天生我才必有用

由此又讲到对仲弓的直接教育。仲弓就是冉雍,本篇的主角,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。本篇第一句话,孔子就说他有当皇帝的才具——“可使南面”。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仲弓贫苦的出身,他父亲当时的名誉也并不高明,大概各方面都很不如意。但这做儿子的,却才德出众。因此孔子全力提拔这个学生,给予特别培养。

子谓仲弓曰:犁牛之子,骍且角,虽欲勿用,山川其舍诸?

他劝冉雍心理上不必有下意识的自卑感。“犁牛”是一种杂毛牛的名称。现代畜牧中,荷兰来的杂毛牛算是好品种。但在古代这种杂色的牛,除了耕种,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。尤其在祭祖宗、祭天地等庄严隆重的典礼中,一定要选用色泽光亮纯净的牛为牺牲。但这条杂毛牛却生了一条赤黄发亮,头角峥嵘的俊美小牛。虽然杂毛牛的品种不好,但是只要这头小牛本身条件好,“虽欲勿用”,即使在祭祀大典中,不想用它,“山川其舍诸?”山川神灵也不会舍弃它的。山川在往古和春秋时代,有时代表神祇。在这里,孔子是说天地之神,也一定启示人们,不会把有用的才具,平白地投闲置散的。这也是告诉仲弓,你心里不要有自卑感,不要介意自己的家庭出身如何,只要自己真有学问,真有才具,真站得起来,别人想不用你,天地鬼神都不会答应的。

上面讲了冉雍的才,下面就提到颜回的德了。

子曰:回也,其心三月不违仁。其余,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

这个仁字是讲内养的境界,是前面《里仁》篇所讲的仁之体。也就是孔子告诉曾参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仁的境界。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加以说明,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解说仁的修养。现在我们把“仁”的问题暂时搁一下。孔子说颜回能把仁的境界一直保持上三个月。至于其他同学们,只是偶然地“日月至焉”而已。或是一天有一次仁的境界,或是几天有一次,或者一个月有一次,现在我们姑且不谈这个“仁”的修养,先反过来体会一下自己的情绪: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,心情好的时候,即使碰到问题,碰到困难的事,心情也是非常好,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。但是好景不常,情绪坏时,芝麻绿豆的事都会惹得一肚子闷气。要说连续三个月不冒一点火气,这步修养已经难得了,更何况“三月不违仁”。由此,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孔子一再赞叹颜回这个得意门生了。

讲了内在的修养以后,下面讲到外用。

各有千秋

季康子问:仲由可使从政也与?子曰:由也果,于从政乎何有?曰:赐也,可使从政也与?曰:赐也达,于从政乎何有?曰:求也,可使从政也与?曰:求也艺,于从政乎何有?

季康子,鲁国的大夫、权臣。有一天向孔子打听他学生的才干。孔子一一作答。由此我们可看出这些学生们的性格,同时也可看出孔子认为从政所必备的学养。季康子首先问起有军事统帅之才的子路,是不是可以请他当政?孔子说子路的个性太果敢,对事情决断得太快,而且下了决心以后,绝不动摇。决断、果敢,可为统御三军之帅,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如果要他从政,恐怕就不太合适,因为怕他过刚易折。

季康子接着问,请子贡出来好不好呢?孔子说,不行,不行。子贡太通达,把事情看得太清楚,功名富贵全不在他眼下。聪明通达的人,不一定对每件事盯得那么牢。比如说桌子脏了,擦一下好不好?通达的人认为擦不擦都是一样,因为擦了又会脏,不擦也可以。如果有人说一定要擦,通达的人说擦也可以,擦了总比较干净,那擦就擦吧!总之,把事情看得通达,像这样的人,往往可以做大哲学家、大文学家。因为他有超然的胸襟,也有满不在乎的气概。但是如果从政,却不太妥当。也许会是非太明而故作糊涂。

说到这里,想起一个笑话。当然在正史上是没有这段记载的,只是一个笑话。传说孔子周游列国,被困在陈蔡之间。有一天学生出主意,说大家太饿了,前面有一大户人家,去借点米来。最初是子路自告奋勇前去敲门。出来一位老头子,问起是孔子的学生来借米,于是写个字叫他认。认出了,不必借,免费招待全体师生的食宿,如果认不出,一粒米都不借。子路一想,我们跟夫子专门学文学,还有什么问题。于是满口答应了这个条件。老头子就写“真”这么一个上“直”下“八”的字让子路认。子路看了后说:“这是真字嘛。”老头子听了,把门一关说:“你回去告诉你老师,不借。”子路纳闷地回来报告孔子孔子听后对子路说:“我叫你不要去,你偏要去。这个年头,饭都没得吃,你还‘认真’干嘛?”子夏听了,便自告奋勇再去借米。到了那家,自我介绍是子路的同学,也是孔子的学生。那个老头子还是写先前那个字给子夏认。子夏心想,刚才子路吃了瘪,于是答一个反义字,对老头子说:“这是‘假’字嘛!”老头子听了把门一关说:“你更不行。”子夏回来把经过一讲,孔子听了叹道:“你这个人真糟糕,作人有时候也要‘认真’的呀!”

这就是说两边都做得通,表面看来,就称为达者。谈到这里,同时又想到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,也是“达”的一字范围。当时五斗米的数字很大,等于现在一万上下的月薪。可是陶渊明不干,回家去了。不过只有他才做得到。过去,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:“不干,不干,回家去吃老米饭!”现在我们都离开了家乡,到哪里去吃老米饭?别说五斗米,哪怕一斗米我们都会折腰。折腰就是行个礼,鞠个躬嘛!不是真把腰折断了,半斗米都干。试看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,他门前可以栽五柳,起码要五十多坪地,拿到现在可以盖栋四层楼,还可以发笔财。我们现在在工业社会里做个小市民,房子是租来的,前面连一棵芭蕉都种不下,不要说五柳了。他说“携幼入室,有酒盈樽。”过去在大陆 上的人家,自己酿得起酒的,起码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了,他当然可以在家吃老米饭。“三径就荒,松菊犹存。”试看他的房子,空地有多大,好像是台北市的新公园一样,竟有三条大路都荒芜了。种竹卖笋也可卖他几千块钱一个月,他当然不为五斗米折腰。由此可见,陶渊明是有资格作个通达的达人。

所以孔子说子贡通达,但是达者不一定肯从政了。

季康子再请教冉求是否可以从政。孔子说,冉求是才子、文学家。诗、词、歌、赋、琴、棋、书、画,样样精通;名士气味颇大,也不能从政。

换句话说,如果把他们三个人凑合起来,不愧是大政治家的材料。为什么呢?具有刚毅果敢的精神,这是子路的长处;但还要有宽大的胸襟,也就是所谓任劳任怨的气度,这就要子贡的达。任怨尤其难;当一个计划、一个政策没有实施以前,如有人骂你混蛋时,只好低下头让他叫骂,等做出成果再说。当然,真做成混蛋就要命了。同时要见闻渊博,知识丰富,多才多艺。这“果、达、艺”三个简单的字,包括了那么多,由此可见政治家还须兼备艺术家、诗人的修养才行。

从另一面看,季康子问到这三位学生,孔子都不放行,也是因为季家当时在鲁国为权臣,气势嚣张跋扈,孔子不愿让自己学生去插上一脚。当然在学生这方面也不会愿意去。所以他故意推辞掉,虽然所讲的都是事实,但是如果说他们不能从政,却也不尽然。子贡后来相卫,每次主政,国际局势就摆平了。当时时代之乱,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子贡有这样的才具,而孔子为什么硬说他不行呢?实际上是孔子当时看这些学生都可以独当一面,无奈季康子这个老板不对路,所以连一个都不让他去。说句老实话,在学问上讲,一个从政的人,对于这三种人的才具都需要。第一性情要养得通达,胸襟不可那么狭隘,不要有一点事就想不开,一句话就放不开,否则成就就太有限了。其次要处事果决、刚毅,下了决心,又能坚定不移,才不会受环境的影响。第三要多艺,样样都知道。政治生涯很痛苦,生活枯燥无味,比科学家还痛苦。每天接触的,都是痛苦烦恼的事,都在是非中讨生活。这个对,那个不对,老张来说老杨,老杨又来说老李,几乎没有一件愉快的事。所以自己要有艺,胸襟有超然的修养。我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,每天接触到的都是痛苦的病人,看到的是愁眉苦脸,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,乃至呼天抢地,喊爹叫妈的声音。所以他一下班以后,回家就从事绘画,几十年下来,他那种半中不西的画,意境很高,许多名画家,都非常佩服。想买他的,他不肯卖,于是向他要一张,他说送一张还可以,立即落款送一张。这是讲艺的价值,所以从政还要有文学的修养、艺术的情操。

爵禄不能移——闵子骞

上面说明了学问与从政的关系;下面则说到闵子骞不为费宰。

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。闵子骞曰:善为我辞焉,如有复我者,则吾必在汶上矣。

季家找孔子第一流的学生从政,他们当然不会干。于是他私底下来拉一个人——闵子骞,孔子的学生,名损。是一个有名的孝子,二十四孝中就有他。比孔子少十五岁,年纪比别的同学大一点。季家请他去当“费”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。当时“宰”的官职,比之现代,讲小一点大约是县长、行政督察专员;讲大一点,就是请他当省主席了。闵子骞听到了,就告诉传话的人说,您好好替我辞掉他,我不会做的。而且,如果有第二个人再来对我说这件事,对不住,那时候我出国去了——已经过了齐、鲁两国 界的汶水了。也就是说如果一定再来逼我作这个官,我立刻就走,离开鲁国。

从这一节记载,我们知道:第一,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,他的人品德行非常好。第二,当时他对官位、功名、富贵看得淡如浮云。人家要他作官,反而会把他逼走了。第三,当时鲁国上下的知识分子,对鲁国的权臣季家,没有一个满意的,不愿意做他的官,尤其是孔子这一些学生。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做事,那是冉有。有关季家的事,有时孔子就找冉有。

讲了这几段,老是讲这一类的事,未免太单调。到此文章有了起伏,又由绚烂归平淡,下面编进了另外几个人的事,虽平凡,而意义深远。

伯牛有疾,子问之。自牖执其手曰:亡之,命矣夫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斯人也,而有斯疾也!

伯牛是孔子的学生,姓冉,名耕。他有病,孔子亲自去看他,孔子待学生有如自己的子女一样。孔子在南面的窗子外,伸手拉住他的手,感叹说,他快要死了,真是命运,这个人,为什么生这种病!这个人,为什么生这种病!重复了两句,无可奈何地走了。

这节很简单。但是伯牛究竟生的什么病?不知道。到了后世及近代,有人特别指出这一段。有一派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,说是肺病,会传染,孔子怕传染,所以不进去,在窗子外握到他的手问病。又有人讲不是肺病——十九世纪威胁人类的才是肺病;二十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癌症;我想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是精神病。这话是真的,精神病将来会越来越严重,现在已经开始了。物质文明虽进步,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的方便,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,只是带给人类更多心灵上的痛苦。这种痛苦的结果,将来又导致心理变态 、精神分裂而至于现在已开始增加的精神病。这是闲话,顺便带过。又有些学者说伯牛得的是麻疯病,所以孔子不敢去碰他。那么学生想办法,让孔子握了他一只手,在外面感叹,啊!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呢?这是什么病呢?不知道嘛!当然没有人讲这是花柳病,因为在明朝以前,中国医书上的记载,没有这种病。这是后来从外国进来,在古代中国医学称“广疮”,因为这种花柳病是广东进口来的,而广东是与外国接触最早的通商口岸,由此证明花柳病是外国来的。这几种病都不是,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?不知道。那么这篇书,对于这种问学生的病,重复了两句,有什么了不起呢?战国时候,吴起在魏国为将,他的士兵屁股上生疮,吴起这位大将军、总司令,居然用嘴替他把脓吸出来。吴起如此作为是手段,孔子如此做,则出于仁慈。

李斯的老鼠哲学

讲到吴起,顺便讲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。

我们都知道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心得报告《大学》。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心得报告《中庸》。子思则传道给孟子孟子不错,写了不少论文。至于荀子,也有一部著作传世,但到底有点掺水了。而且他的学生出了几个半吊子,像李斯、吴起这些人便是例子。

就李斯来说吧!我们如果讲政治哲学史,李斯的哲学是什么呢?我们可以叫他是老鼠哲学。什么是老鼠哲学呢?先要了解人类思想与历史演变有绝对关系,我们只要翻开《史记》一看《李斯传》,就可知道李斯的老鼠哲学了。李斯少年时跟荀子念书,他当时很穷,时代到了孟子以后的战国末期,人都现实了。世界越乱,人心越现实;国家社会安定了,仁义之心、道德之行才比较常见。李斯的思想,后来影响秦始皇,就是被现实所困而来。他有一天上厕所,不是现在的抽水马桶,是古时农村社会的大粪坑。又深又大,坑上放一块木板,人就蹲在板上大便,谓之蹬坑。这种粪坑,更重迭远望如高楼。坑深的,大便落坑,时间长,声音大,每把偷粪吃的老鼠惊吓逃散。一天,李斯这个穷小子蹬坑,看到粪坑老鼠,又小又瘦,见人惊逃的仓皇样子,十分可怜。后来又看到米仓中偷米吃的老鼠,又肥又大,看见人来,不但不走避,反而瞪瞪眼很神气的样子。李斯觉得很奇怪,仔细一想,结果给他悟出一个现实的道理来了。原来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,是无所凭藉;而又肥又大见人不避的米仓老鼠,是有所凭藉的。分别在此而已。凭藉,就是有本事,有靠山,或有本钱之类。李斯悟出道理以后,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,不要读书了。荀子问他不读书要去干什么?他说要去游说诸侯,求功名富贵。荀子说,你还不行,学问还没有成就。李斯说,人穷到饭都没得吃,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?这像什么话!老师一听这种话就说,你这个学生这种思想真糟,你去吧!就这样把李斯开除了。结果李斯碰到秦始皇这样一个混蛋,两个搞在一起,于是把一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。“鼠目寸光”,只搞老鼠哲学注重现实,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的结果,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,李斯也自家难保。所以在他父子临刑的时候,他对儿子说:“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东门也不可能了。”

李斯搞老鼠哲学,为什么会被他弄成功呢?这就要看当时的环境。春秋战国三四百年动乱下来,民穷财尽,不止经济上贫困,人才也都完了。真正人才的培养,总要百多年来的安定社会才行。不谈别的,就说溥儒的画吧!人家说真好,别无第二人。我说你认为溥儒的艺术好,但可知他成本多大?满清以孤儿寡妇 率领了两三百万人入关,三百年来称帝,在宫廷里就培养了这样一个艺术家。你说成本多大?譬如李后主的词好。当然好!“车如流水马如龙,花月正春风。”真好!但成本多大?一个万乘之尊,玩掉了一个国家,才写出这样的词。别人的确写不出,在气魄上,没当皇帝的人,硬写不出那种境界。如果是个穷小子站在西门町的大街上,可能便写“车如流水马如龙,口袋太空空。”所以说一个国家的人才,要几百年社会安定的文化才能培养得出来。但战争一来,又都光了。因此到了战国时代,只有苏秦、张仪这两个半吊子的同学,玩弄了天下。他们是当时的骄子,如果把春秋时代的子贡、子路这班人才,来与苏秦、张仪相比,子贡、子路一定连正眼都不看他们。可是到了战国末期,像苏秦、张仪等的人才,也过去了,如李斯这些人居然也出来旋乾转坤,大摆乌龙了。由此可见当时人才之荒的严重。历史是要这样看、这样读的。不能光读故事,要把环境、地理,一切搞清楚才能了解。到了汉高祖、项羽出来的时候,人家说汉高祖是流氓 出身。那时候,没有什么流氓 不流氓 ,四百多年战争打下来,再给秦始皇、李斯两个家伙一搞以后,根本天下人个个都是如此,又岂只是汉高祖?文化的重行建立,是在汉文帝、汉武帝的时候,其中有近百年空档,几乎可以说没有文化,所以汉文、汉武对于文化整建的功勋,的确是可圈可点的。

吴起也是荀子的学生,同样是没有毕业的,都是书不要读了,追求现实名利的角色;这就看出当时文化演变的衰退情形。吴起后来当大将,有个士兵生疮,吴起用口替他吸出脓血。这一来,士兵的母亲哭了,他说孩子的父亲当年生疮,吴大帅也是这样待他,所以为吴大帅卖了命;如今又对我儿子这样,这条命又要卖给吴大帅了。

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些,是因为这节书引起的。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文:找不出伯牛的病在什么地方,而孔子在伯牛临死之前,还来握握手,看他一下。看他一下这件平常的事,却慎重地把它记载下来,编在《论语》里。可见平凡中有值得研究的地方。

伯牛的病,是个很大的疑案。我们暂时把它保留在这里,等到以后再来讨论。至少有一个字,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:“亡之,命矣夫!”的“亡”,在古人的解释,认为孔子当时握着他的手,很悲伤地感叹,他得了绝症,这真是命!但是我的看法,古文中“亡”字往往与“无”字相通。拿白话文来解释,是孔子很伤感的说,命真不可信吗?真没有命运吗?意思也是说像这样好的人,怎么会这样短命?

不在愁中即病中

我们在中国文学里,对于人生常有“贫病 加”的悲叹。现在上面说的是一个人的病,下面便要说到一个人的贫。世界上贫病 迫的人太多了,这是我们应该用心致力的地方。所谓行仁道,就是要从社会整体的环境来均富。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,就是要达到全民的富强康乐。

有一个朋友,过去地位很高,也是部长级的,现在有七八十岁了。前两个月碰面,看他气色很好,相逢便问年,他很风趣的说:“我是望八之年”。他来个谐音答话,自我幽默一番。这位朋友,现在蛮穷的,他常说人世上的两个字,自己只准有一个字,决不许同时拥有两字。什么字呢?“穷愁”两字。凡“穷”一定会“愁”,穷加上愁就构成穷愁潦倒。他虽然已到望八之年,因为只许自己穷,绝不再许自己愁,所以能“乐天知命而不忧”。他真的做到了,遇见知己朋友,仍然谈笑风生。另外一个人还告诉我关于他的故事说:某老还是当年的风趣。他虽然穷,家里还有一个跟了他几十年当差的老佣人,不拿薪水,在侍候他。有一天,他写了一张条子,叫老佣人送到一个朋友那里,这个朋友知道他的情况,又是几十年的老 情,他有条子要钱,当然照给。这一天他拿了一千块钱,然后到一家饭馆,吩咐配了几样最喜欢的菜;身上的香烟不大好,又吩咐拿来一听最喜欢抽的英国加立克牌的高级香烟。一个人慢慢享受,享受完了,口袋里掏出这一千元,全部给了茶房。茶房说要不了这许多,要找钱给他,他说不必回找了,多余的给小费。其实连那听外国香烟在内,他所费一共也不过三四百元。茶房说小费太多了,他仍说算了不必找了。他以前本来手面就这么大,赏下人的小费特别多,现在虽穷,还是当年的派头。习惯了,自己忘了有没有钱。所以朋友们当面说他仍不减当年的风趣,他听了笑笑说,我就要做到这一点,两个字只能有一个。穷归穷,绝不愁,如果又穷又愁,这就划不来,变成穷愁潦倒就冤得很。社会上贫病 迫的人很多,要想心理上不再添愁,这个修养就相当高了。

本篇上文提到伯牛的病,下面就提到颜回的穷。

子曰:贤哉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。人不堪其忧。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!

这几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,但是要自己身体力行,历练起来,就不简单了。孔子第一句话就赞叹颜回,然后说他的生活——“一箪食”,只有一个“便当”。古代的“便当”就是煮好的饭,放在竹子编的器皿里。“一瓢饮”,当时没有自来水,古代是挑水卖,他也买不起,只有一点点冷水。物质生活是如此艰苦,住在贫民窟里一条陋巷中,破了的违章建筑里。任何人处于这种环境,心里的忧愁、烦恼都吃不消的。可是颜回仍然不改其乐,心里一样快乐。这实在很难,物质环境苦到这个程度,心境竟然恬淡依旧。我们看文章很容易,个人的修养要到达那个境界可真不简单。乃至于几天没饭吃,还是保持那种顶天立地的气概,不要说真的做到,假的做到,也还真不容易。颜回则做到了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,难怪孔子这么赞叹欣赏这个学生。三千弟子只有他做得到这个修养,而他不幸三十二岁就短命死了。近代人研究孔孟思想的,认为颜回是死在营养不良 。虽然是一句笑话,但是大家对营养还是要注意到才对。

学问的鸿沟

说到这里,峰回路转,又转出一个高峰。

冉求曰:非不说子之道,力不足也。子曰:力不足者,中道而废。今女画。

这节文字,就是说冉求有一次对孔子说,老师!你不要骂我们,老是说我们不努力。我们对于你的学问非常景仰,只是我们做不到,力不能及。孔子说,你这话错了。做了一半,无法克成其功,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。可是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做,怎么知道无法做成呢?“今女画”,并不是说“你学画去了”,是说你冉求,自己把自己划在一个界限内。孔子的意思说,你不管做不做得成功,只要你肯立志,坚决的去做,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,这便是真正的努力。现在你自己划了一个界限,还没开步走就先认为自己过不去,这不是自甘堕落吗?

接着就讲到真正的作学问,孔子说要作到什么程度呢?

子谓子夏曰:女为君子儒,无为小人儒。

先谈什么叫“儒”?这个中国字,根据《说文解字》的另一种解释:“儒”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,所以在“人”字旁边加一个需要的“需”字,便成了儒。我们再看“佛”——“弗人”,不是人,是超人。“仙”——“山人”,有如高山流水。“需人”则是人类需要他,社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人,这就是“儒者”。我们都称孔孟思想为儒家学说,但是究竟要什么样子才能叫“儒”呢?孔子在这里提出来分为两种:一种叫君子之儒,一种叫小人之儒。如果再进一步参考《礼记》中的《儒行篇》,便有很多儒者类型的标准。一个儒者应当有怎样的行为,他的作风以及人格的规范,在《儒行篇》中,说得很清楚,也包括孔子在这里所提两种儒者之一的君子之儒行。

我们现在来说,什么叫小人儒?书读得很好,文章写得很好,学理也讲得很好。但除了读书以外,把天下国家 给他,就出大问题,这就是所谓书呆子,小人儒。所以处理国家天下大事,不但要才德学三者兼备,还要有真正的社会体验,如果毫无经验,只懂得书本上那一套,拿出来是行不通的;不知道天下事的现实情况就行不通。比如说,这两天美国总统到了中东,他在那里讲些什么?知不知道?如果说报纸上有新闻;报纸上登的,和原有的真话,不知相差多远。根据报纸你就可以评论天下事,这是书呆子之见。君子之儒有什么不同?就是人情练达,深通世故。如前面所讲的,子路的“果”,子贡的“达”和冉求的“艺”,都具备了,那就是“君子儒”。

知人之明

子游为武城宰。子曰:女得人焉尔乎?曰:有澹台灭明者,行不由径。非公事,未尝至于偃之室也。

子游为孔子弟子,少孔子四十五岁,姓言名偃。他出去做官,在武城这个地方为“宰”——首长。回来看老师,孔子问他在地方上得到人才没有?讲到这句话要注意,从历史可以看出,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后辈的培养。尤其在汉唐,对地方的人才,都经过慎重的选拔,并且视选才为重要工作之一。所以子游这个学生来看他,孔子的第一句话,就问他在地方上发掘到人才没有。因为任何一个地方,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人才。所以孔子第一句话就问这个问题。子游说:“有个澹台灭明。”号子羽,比孔子少三十九岁,相貌很难看。中国人常用孔子一句话,“以貌取人,失之子羽。”便是指此公的故事。在这以前他曾见过孔子,我们这位老夫子,这天不知道什么事情心情不好,看见这个年轻人怪难看的样子,并不太注意他,这位年轻人没有好久就走了。不过他还是愿意做孔子的学生,学问非常好,后来成为不得了的人物。历史上记载:在南方,他和他的弟子们名动诸侯。他到哪里,各国元首都欢迎他。而且他还带有点英豪侠气。子游在武城发现了,又介绍给孔子。所以孔子后来感叹“人不可以貌相”,以外形去判定一个人才,往往会有失误。孔子自己承认错了。错了就错了,孔子非常勇于认错。

子游向孔子报告,找到了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才。此人“行不由径”——这句话照古人的解释,是说走路绝不走小路。如比之现在的情况,不走小路,难道走大马路?不被汽车压死才怪——子游又说他从来没有到我房子讲过私话。对于汉代以来“行不由径”解释为“不走小路”的说法,(朱注:径,路之小而捷者。)我不同意。古时候“径者道也”,并没有说必是小路,人光走大路,不走捷径是笨蛋。难道是瞎子,小路不敢走,怕跌倒?那么什么叫“行不由径”呢?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,澹台灭明后来带了弟子,在南方一带,游说诸侯,名动公卿。他到哪里,各国元首都对他重视。这个人有江湖豪气,“行不由径”是说他行事从表面看来,有时不依常规,不循常道,有点满不在乎的味道,有如子贡那个“达”字的道理一样。因为他“行不由径”,所以孔子对他也看走了眼。言偃在这里讲他“行不由径”,表面看来有违常规,但是他又发现澹台灭明还有一个很大的长处——很讲义气,绝对无私,不是为了公事,从来不到子游的房里来。因此,我认为“行不由径”四字,当作此解。但我这个说法,也是“行不由径”的。此举实在并非故意,因为发现这里面有些混淆不清,只好套用孟子一句话:“予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”

功成身退

这一篇上面都是讲学生的故事;下面是对当代一些人物的评论,说明待人处世的学问之道。

子曰:孟之反不伐,奔而殿,将入门,策其马曰:非敢后也,马不进也!

孟之反,是鲁国的大夫。在鲁哀公十一年这个阶段,当时鲁国有难,作战的时候,孟之反为统帅之一。孔子学生冉有也参加战役为统帅。孟子反怎样的不伐呢?有功而不骄矜,不宣扬叫不伐。古代“伐”与“矜”这两个字常常会连在一起用。“矜”是自以为高明;“伐”则为有功、有才,而自我夸耀。“奔而殿”,是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打了败仗,撤退时他走在最后,拒敌掩护撤退。我们知道历史上记载,鲁国那一次是打了败仗。学军事的人就知道,打胜仗容易,打败仗难。军事中的作战计划是有两套的;这两套计划分门订立。假如当统帅的作打胜仗的计划,参谋长便应当另作打败仗的计划,然后两套计划配合起来运用。或者参谋长作打胜仗的计划,但统帅就不能再作打胜仗的计划,否则万一败了会很惨。战争不是胜就是败,但一个人又计划胜仗怎么打,又计划败仗怎么打,心理上也成问题。当然,有特殊的将才不在此限。中国历史上打败仗最有名的军事家应该算是诸葛亮,他六出祁山,每次撤退,一兵一卒都不会少,是古今以来,安全撤退成功的战略家。

在战场上打了败仗,哪一个敢走在最后面?就是平常走夜路,胆小的也先跑了,怕后面有鬼。打败仗比这还可怕。孟之反则不同。“奔而殿”,叫前方败下来的人先撤退,他自己一个人挡在后面。“殿”便是最后的意思。“将入门”这句,是说孟之反由前方撤退,快要进到自己的城门时,“策其马曰”,他才赶紧用鞭子,抽在马屁股上,超到队伍的前面去。然后告诉大家说:“非敢后也,马不进也。”他说,不是我胆子大,敢在你们背后挡住敌人,实在这匹马跑不动,真是要命啊!

孔子认为像孟之反修养到这种程度,真是了不起。这一节,我们有两点要了解。第一点,历史上每一战争下来,争功争得很厉害,同事往往因此变成仇人、冤家。尤其在清朝时候,有些人夺取了功劳,还把过错推给别人。因此引起内部的不平。太平天国的失败,就是由诸将争功所致。第二点,由此可知鲁国当时国内的人事问题太复杂,但孟之反的修养非常高,怕引起同事之间的摩擦,不但不自己表功,而且还自谦以免除同事之间彼此的嫉妒。

《论语》所以要把这一段编入,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,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之乱的可怕。实际上,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。很坦白地说,在一个地方做事,成绩表现好一点,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、排挤;成绩不好呢?又太窝囊。人实在不大好作。当时鲁国人事上也是这样情形,孟之反善于立身自处,所以孔子标榜他不矜不伐。同时以另一个观点来看,孟之反更了不起,不但自己不居功,而且免除了同事间无谓的妒忌,以免损及国家。古人说:“能受天磨真铁汉,不遭人忌是庸才。”像李陵与苏武的故事便是如此。当时李陵孤军作战,友军各怀忌心不来相救,因此被逼到投降了。司马迁为这件事向汉武帝力争,他说李陵之投降是被逼的。友军嫉妒他,不支援他,他一人带了五千士兵,孤军深入绝域,最后拼得剩下十余个人,还在奋勇拒敌,这怎么能责怪他呢?结果汉武帝发了脾气,司马迁受了宫刑。后来苏武回来,就写信劝李陵回来,李陵回信说,叫我怎么回去呢?回去以后,那些专门根据人事法规办案的人,东挑剔,西挑剔,挑剔得没完没了。我将无法辩白,实在受不了。前方作战受苦,回来碰到那些自以为懂法的专家,鸡蛋里挑骨头,一个字错了就会有罪,这叫人怎么受得了?所谓:“刀笔之吏,弄其文墨。”便是此意。

讲到这里,同时想起汉高祖大将周勃的故事。他功劳很大,到文帝时,出将入相,万人之上,一人之下。后来因事坐牢,而那个监狱的管理员,叫他坐就得坐,叫他站就得站。周勃不免感叹当年统兵数十万,一呼百诺,那种威风之神气。无奈进入监牢,受尽了窝囊,也只好叹息说:“今日方知狱吏之尊!”

讲孟之反为什么要说到这些?这便是读书不要读死书,要把书读活了。读《论语》是要懂得如何作人做事,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。

圣人也有牢騷吗?

接下来,说到孔子对于时代的感叹。我们经常批评人家发牢騷,其实,这也是人情之常。虽然有时候历史上看到发牢騷而获罪的事,但人人都有牢騷,发出来还好一点,不发出来更糟糕。孔子偶尔发发牢騷,也并不为过。

子曰:不有祝鮀之佞,而有宋朝之美,难乎免于今之世矣!

先说祝鮀,鮀是人名,字子鱼,有口才,是当时卫国的大夫。祝是当时的官名,管宗庙、国家祭祀的官,他的资料,在《左传》鲁定公四年“祝鮀长卫于蔡”中有详细的记载。“宋朝”是宋国的公子,公子是世袭的官名,所谓“世家公子”,他的名字叫朝,长得很漂亮。孔子说,假使一个人没有像祝鮀那样能言善辩好口才,虽然长得像宋公子朝那么帅,可是在这个社会上,还是吃不开,行不通的。所以时代变乱中的人物,不但人要帅,还要有口才。在现代社会上说来这还不够,还要有财。这是孔子对当时时代社会变乱中的感慨,我们也可以当他是牢騷吧!

我们要了解,孔子对当时的社会有些感叹,在孔子以前难道就都是好的?不!也是一样的。人与人之间,人与事之间,造成的种种烦恼,千古一律,不但中国,外国也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古代蛮好,现代却差了。后代的人看我们现在,还认为比他们好。这是世道人心,千古以来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念古书,并不是要退回去作古代的人,主要的是要懂得如何作今天的人。

上面看孔子发了一顿牢騷,他向现实低头了没有呢?他始终不低头。

子曰:谁能出不由户?何莫由斯道也!

孔子虽然对时代那么感叹,但是他认为还是要走正道才对。一个君子不要对现实低头,最后的胜利,最后的成功还是归于正道的。他举例说“谁能出不由户?”大门里的门为户。他说哪一个要出外的人,能够不经过门户出去呢?出了门才走上正路,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,走邪门,行左道,终归曲折而难有结果。

这一段,也是说人一定要有作人的标准。尽管许多人,不走正道而得意一时,最后还是有问题。不过许多人还是只顾目前,不顾自己的后果。虽然我们看到不少人作恶多端,却仍然安享天年,但是这笔帐终归有来世结算的。

百无一用是书生

子曰: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

“质”是朴素的本质;“文”是人类自己加上去的许多经验、见解,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。但主要的还是人的本质。原始的人与文明的人,在本质上没有两样。饿了就要吃饭,冷了便要穿衣,不但人类本质如此,万物的本质也是一样。饮食男女,人兽 并无不同。但本质必须加上文化的修养,才能离开野蛮的时代,走进文明社会的轨道。

所以孔子提出“质胜文则野”,完全顺着原始人的本质那样发展,文化浅薄,则流于落后、野蛮。“文胜质则史”,如果是文化进步的社会,文化知识掩饰了人的本质,好不好呢?孔子并没有认为这样就好,偏差了还是不对。文如胜过质,没有保持人的本质,“则史”。这个“史”,如果当作历史的史来看,就是太斯文、太酸了。我们要拿历史来对证:中外历史都是一样,一个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后,国势一定渐渐衰弱,而艺术文化,却特别发达。艺术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,也就是人类社会趋向衰落的时候。如罗马鼎盛时期,建筑、艺术、歌舞等等随之渐渐发展,到了巅峰时期,国运即转衰微了。所以孔子说: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这两样要均衡的发展。后天文化的熏陶与人性本有的敦厚、原始的朴素气质互相均衡了,那才是君子之人。

整个国家文化如此,我们个人也是如此。所以我有时也不大喜欢读书太过用功的学生,这也许是我的不对。但我看到很多功课好的学生,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,除了读书之外,一无用处。据我的发现是如此,也是我几十年的经验所知,至于对或不对,我还不敢下定论。可是社会上有才具的人,能干的人,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,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。所以功课好的学生,并不一定将来到社会上做事会有伟大的成就。前天在×大考一个研究生,拿硕士学位,很惭愧的,我忝为指导老师。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。这个孩子书读得非常好,但是我看他做事,一点也不行,连一个车子都叫不好。书读得好的,一定能救国吗?能救国、救世的人,不一定书读得好。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,学问好,才具好,品德也好,那才叫做文质彬彬,“然后君子”,算是一个人才。

所以我常劝家长们不要把子弟造就成书呆子,书呆子者无用之代名词也。试看清代中叶以来,中西文化 流以后,有几个第一名的状元是对国家有贡献的?再查查看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名状元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?宋朝有一个文天祥,唐朝有一个武进士出身的郭子仪。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。近几十年大学第一名毕业的有多少人?对社会贡献在哪里?对国家贡献在哪里?一个人知识虽高,但才具不一定相当;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。才具、学识、品德三者兼备,这就是孔子所讲的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”不但学校教育要注意,家庭教育也要对此多加注意。

人性的基本问题

关于“文质彬彬”一节,再深入就要进入个人具体的修养,和人性本质问题。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?这是哲学上一大问题。中国哲学的基本,几千年来讨论这个问题,都无法下定论,西方哲学也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根据孔孟思想,认为人性的本质,本来是善良的。最有名的《三字经》,第一句话就引用孔子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”不善都是后天学坏了的恶 气。所谓:“性相近也, 相远也。”孟子也曾举例,说明人性基本是善的。他说,我们走在路上,看见一个小孩子掉下井里去,第一个念头,第一件事一定是救人,不管这个孩子是谁,是仇人的孩子,或是自己的孩子,一定只要救人,所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仁爱、慈悲的心个个都有。其次,人看到悲惨可怜的人,心里一定为他难过。由此可见人心是好的。

相反的,如荀子主张人性天生是恶的。举例来说,如果一个母亲生了双胞胎,当其中一个孩子要吃奶的时候,另一个孩子又哭、又闹,把奶抢过来自己吃,可见人性是恶的。荀子认为人之为善,是后天的教化慢慢塑造而成。在孔子孟子荀子之外的另外一说,便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,他认为人的本性,既不好也不坏。他说人性好比木头,以圆规一量可做成圆形,用矩一量又可做成方形。墨子也是这种主张:他说人性像白丝布一样,要把他染成黑的就是黑色,染成红的就是红色。人性无所谓善恶,善恶都是后来的染色。现在教育上“可塑性”的观念,便和此相近。于是,人性是善是恶,或不善不恶,哲学上几千年来都在争论。中国如此,外国也如此。

但是这些学理到今天还没有给人类以公认的定论,至少在学术思想上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人类的文化非常滑稽。中国人五千年文化历史,西方人也有几千年,同样的吹牛认为人类最伟大,最了不起——自吹是万物之灵。但在万物的心目中,如猪、牛、鸡、鸭来看人类,说不定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,既狡诈又凶残,因为人类专门杀害它们,吃它们。可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,虽然有了几千年文化,但对几个基本问题,却仍然都没有肯定的答案。例如:我们的生命究竟从哪里来?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恶的?人类自己认为哲学、宗教、科学等累积的文明,已经征服了太空,这也是吹牛。严格说来,人类今天的文明,只能说开始向太空进军,太空并没有被我们征服。虽然进到了太空,人类自己切身的问题,仍如几千年来一样,还是没有解决。科学上为什么要到太空去?主要目的还是要追求生命的来源。今日科学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,但科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在追究这种问题的根源。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追出来,却把这套探讨的技术,发展到物质文明上去了,因此便形成今天文化的趋势。

我们不要把问题扯远了,人性的形上形下问题,以后再讨论。以上所谓正反双方的理由都不太充分,而且有问题。现在我们回来单单讨论人类本性的这个“质”究竟怎样?这个问题也很难讲。不过人类原始的本性——质——是比较直爽的,我们看一个小孩子所表露的动作,纵然打破了东西,做错了事,他那个样子都蛮可爱的,因为他没有加上后天的颜色,还是人性的本质。假使人长大了,都还是这样,好不好呢?且看我们流传的一两则哲学性的笑话,供给大家做研究性的参考。

还是老虎可爱

有一个老和尚,收养了一个很小的孤儿,才两三岁就带到山上。关着门不使他与外界任何人接触,也不教他任何事,到抚养成人 了,有一次老和尚下山去,一个朋友来访,问这个小和尚,师父哪里去了?这个小孩傻傻地说师父下山了。来客奇怪地问,你是他的徒弟,怎么什么事都不会?小和尚说,什么叫做“会”呢?客人就教他见了人,要怎么讲礼,要怎样讲话,师父回来时应该怎样对师父行礼。客人把这许多事都教给了小和尚,这小和尚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,越学越会。客人没等他师父回来就先离开了,等到师父回来时,小和尚到山门外老远去迎接,行礼问好。师父看见,奇怪极了,问起这一套举动是哪里学来的。小和尚说出经过,这个师父气坏了,找到那位朋友大吵一顿。他说我二十多年来,不让他染污上任何是非善恶的东西,保留一副人性原本的清白。结果给你这一搞就搞坏了,我二十几年来的心血白费了。我们听了这个故事,其中所包括的内涵很多,不妨从各方面去理解。

第二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,一个老和尚也是这样收了一个小孩。到了二十几岁,要带他下山,但很为他担心。就告诉他,你没有到人世间看过,现在我带你去。在城市中很热闹,五花八门,不过什么都不必怕,只有一个东西——老虎,你要注意,那是会吃人的。小和尚问老虎是什么样子,老和尚就把女人的样子告诉他,说这就是老虎。老和尚带他走了一趟,回到山上以后问徒弟,到了闹市里最喜欢的是什么?小和尚认为一切都很好,没有什么特别可动心的。老和尚又问那什么东西最可爱呢?小和尚说,最可爱的还是老虎。

这两个故事都涉及了人性,所以讨论到《论语》上的这个质字,一定要说怎样才是人的本质,也是很难下定论的。

如果质胜文,缺乏文化的修养就不美。倘使文胜质便很可能成为书呆子。学识太好的人,也很可能会令人头大。谈学问头头是道,谈作人做事,样样都糟,而且主观特别的强。所以文与质两个重点要平衡。

另外他又说出一个道理来:

子曰:人之生也直,罔之生也幸而免。

这是讲到质与文以后,孔子说,人生来的天性,原是直道而行,是率直的。说到这里就很妙了,人喜欢讲直,站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,一个尽管很坏的人,但也喜欢他的朋友很老实,不但老实人喜欢老实人,连坏人也喜欢老实人,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,人应该作哪一种人才对。人都喜欢别人直——诚实,即使他自己不诚实,至少对于老实人,肯上他当的,还是喜欢。从教育上看,任何一种教育,都是教孩子要诚实,不要撒谎,可是人做到了没有?不可能。

就我来说,十几年前,我有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,每逢晚上,来访的朋友太多,简直没得休息,有时感到很烦,有一天实在疲劳,也知道有位先生一定会来访,我就交代孩子:“我去楼上睡觉,有人来访,说我不在。”结果这位客人来了,我孩子说:“我爸爸告诉我,他要睡觉,有客人来就说不在!”应该骂孩子吗?不应该,我们要求他要诚实,他讲得很诚实,他很对,不对的是我们。那么人到底应不应该率直?呆板的直,一味的直,会不会出毛病?这都是问题。所以人生处世的确很难,有时候作了一辈子人,自己越作越糊涂。但根据孔子的话,人生来很坦诚,很率直。试看每一个小孩都很诚恳,假定在幼稚园发现了一个会用心机的孩子,那这个孩子大成问题,不是当时身心有问题,就是将来长大了会成为问题人物,但绝大部分的小孩都不会用心机。不过人慢慢长大了,经验慢慢多了,就“罔”了。

这个“罔”字做什么解释呢?平常用到迷惘的惘,在旁边多了一个竖心旁。罔字的意义,代表了虚伪、空洞。“罔之生也”,一个人虚虚假假地过一辈子。虚伪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,纵然有时会有些好际遇也是侥幸意外免去了祸患,并非必然。必然是不好的结局。这两句话是说人天生是率直的,年龄越大,经验越多就越近乎罔。以虚伪的手段处世觉得蛮好的,但是结果一定不会好,纵然好也是“幸而免”。可是“幸而免”是万分之一的事,这种赌博 性的行为,危险太大,是不划算的。

楼下黄金楼上人

说到这里,孔子又转了另一个道理,他认为要把学问作好,不是一件痛苦的事。

子曰: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

这在教育上是一个大问题,世界上谁不想作好人做好事?都想做。有很多人知道应该怎么做,道理都懂,可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前面我也曾经提到,许多人“看得破,忍不过。”比如说:算了吧!生活简单一点吧!这是看破了,但到时候却忍不过。看到不义之财,第一个念头是不要;多看一眼,眼睛就亮了;再看一眼,眼睛就发红了。

历史上有个故事,是说三国时的管宁与华歆,管宁是有名的高士,后来他一生不下楼。最初与他的同学华歆一起读书,两人一起挖地。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的时候,视黄金如泥土一样地丢开了,看都不去多看一眼。而华歆走去多看了一眼,才不再去管它。就这样管宁和华歆绝 了,或许有人会说管宁未免太不近人情。但古代历史记载简单,事实上他们两人同学,感情如此好,管宁已经观察华歆很久了,再加上这一件事情,他断定华歆是不安于淡泊的。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,成了千古罪人,虽然文章非常好,但是他变成了反派的文人,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小人之儒。所以管宁当华歆地位高了,他就永远不下楼,意思是你虽然有了政治的权力,但我就不踏在你的土地上,这就是华歆看得破,忍不过的道理。

还有“想得到,做不来”,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想得到,但做起来的时候,就硬做不来。也就是说学问、道理虽然懂得,身体力行时,却做不到。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。对做学问必须养成习惯,一日不可无它。第一篇《学而》中说,“学而时 之,不亦说乎!”那个“ ”字就是要“好之”。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爱好它,喜欢虽然喜欢,并不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件乐趣。以现在最流行的打太极拳来说,决没有打麻将那么受人欢迎。因为打麻将的人视此事一乐也,坐在那里快乐得很,而打太极拳,知道对身体有利益,是知之者,天天打,是“好之者”,可是摸两下,觉得今天好累,明天再打,那就还不是“乐之者”。欲期学问的成就,进入“乐之”的境界,就太不简单了。我们对于部下或者子女的教育,就要注意这一点,看他乐于哪一面,就在哪方面培养他。就算爱打麻将,也可以培养他,当然不是培养他去打麻将,而是将他打麻将的心理转移到近似的正途发展。这才是师道的原则,不但对人如此,对自己修养学问也要如此,但是孔子下面又说一句话:

子曰:中人以上,可以语上也。中人以下,不可以语上也。

这是说人的智慧不能平齐,姑且把它分作上、中、下三等的差别。中人以上的资质,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;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,在教育方面,教导方面,对他们就不要作过高的要求,不妨作低一点的要求。但中人以下的人,他们的成就,又不一定永远在中人以下,只要他努力,最后的成就,和中人以上的会是一样的。这在历史上可以举很多的事例来说明的。凡当过老师的,作过领人 的,都能体会孔子这一段话是绝对正确的。

我误聪明

上面的话,都是孔子从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”的话一直讲下来的,是教育的道理,也是作领人 的原则。大凡领人 的时候,对部下先要认识。看他的能力若是中人以下,却把较高的任务 给他,那一定糟糕。教育的原理也是一样,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更要注意,千万不要“儿女都是自己的好”,对自己的儿女也要看情形,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,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。”教育后代,只是希望他很努力,很平安的活下去,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分子,这是最基本的要点,并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。

像苏东坡,名气那么大,在文人学者中,他实在好运气。比苏东坡学问好的人,不是没有,可是苏东坡在宋朝,名闻国际,几个皇帝都爱他。当时日本、高丽派来的使臣都知道,甚至敌国的人都知道,当时金人所派来的使臣,第一个问起的就是苏东坡和他的作品,他的文章、诗词,中外传扬。后来他在政治舞台上受到重重打击,便写了一首感慨的诗说:“人人都说聪明好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但愿生儿愚且蠢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

我们从苏东坡这首诗上看到人生。他无限的痛苦、烦恼。所以学问好,名气大,官作高了,没痛苦吗?痛苦更多,这是我们从他这首诗了解的第一点。第二点,从这首诗看苏东坡的观点就很可笑了,试看他前两句,不但他有这个感觉,大家也有这种感觉;第三句也蛮好的;第四句毛病又出在他太聪明了。世界上哪有这种事?!生个儿子又笨、又蠢,像猪一样,一生中又无灾无难,一直上去到高官厚禄,这个算盘打得太如意了。这是“聪明误我”?或是“我误聪明”呢?就人生哲学的观点来看,如果当苏东坡的老师,这一首诗前三句可打圈圈,末句不但打三个××,还要把苏东坡叫来面斥一顿:“你又打如意算盘,太聪明了!怎么不误了自己呢?”

以上中间这一段,几节连起来,是讲人生作学问的道理,跟着说的牵涉到政治的问题。

政治与宗教

樊迟问知。子曰: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问仁。曰:仁者先难而后获,可谓仁矣。

这个“知”念“智”,为智仁勇的智,古代知智相通。樊迟,这位孔子的学生,不必介绍了,上次驾车的就是他。有一天他问孔子,什么叫真智慧,这个知包括了科学、哲学,但在这里却偏向于政治哲学。孔子答复得很妙: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,可谓知矣。”务民是什么?是领人 ,作一个从政领导的人便是务民,意思是他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。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。孔子不相信宗教吗?他非常相信,他认为鬼神是有,但与人是两路。所谓“天道远,人道迩。”鬼神是天道的问题,离我们很远。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——“人道迩”,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都是人道的事,不要以鬼神为主,所以敬鬼神而远之,是敬而远之,不是不信。

过去,尤其是现在,一谈到宗教,人们就说迷信,这种态度我非常反对,持这态度的人“懂不懂宗教”是一个问题,如说:“不懂,是迷信何必去懂他?”这样便是大迷信。为什么呢?因为迷信自己嘛!对于一个东西,内容还不懂,就随便下定义,这不是迷信吗?迷信,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,这才叫迷信,现在你对宗教不知道而下了这个定义,这是大迷信。孔子绝不迷信,“敬鬼神而远之”,这就是知。

这是个大问题,中国古代历史,西方古代历史,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。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、汉高祖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一路下来,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,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。外国也一样。

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,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,有位神父,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,到我家里来访问,说是由教廷来的。我一听这件事,颇头大。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,我不愿谈话,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。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,比较超然,所以要访问我。我说我首先告诉你,请你转告他们。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,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,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,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,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,追求人生、宇宙的真谛,二十一世纪的文明,才能够建设。我说也许言之过早,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,将来必定如此。为什么呢?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,不打开宗教的大门,还是闭关自守,对所有宗教而言,便有八个字的定论——“关门主义,自杀政策。”宗教是谁在排斥?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,而是自然的发展,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。

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,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。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,我是中国人,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,贡献你们一个意见,世界人类文化,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,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,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;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,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。凡是纯粹的宗教徒,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。西方的宗教不去管,在中国的历史上,任何一个时代,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,便非失败不可。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,非常踏实,很诚恳。现在来说更中肯,一点没错。

我们中国历史上,秦汉以下,三国时的黄巾张角、元朝的白莲教,近代如红灯照、义和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。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,非失败不可。西方的十字军东征,这么大一个战争,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,成功了没有?失败了,此其一。第二,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,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。我不好意思讲,这是我们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,自己倒楣,免谈了。严格说来,南越是小孩嘛,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,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。

这些事例就是说明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意义,如果讲宗教史,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,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。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。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,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,佛教站在第二位,但待遇上是平等的。至于儒教,不用说,也是照捧,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,老的基督教——景教,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,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,准他在广州盖庙——建教堂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,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,都“请上坐,泡好茶。”他自己信什么教,他没有表示。老老实实说,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。但在政治态度上,他绝对公平,过去尽管没有宪法,对宗教还是公平。

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,不能完全做迷信看。有时对工作,对政治非常有帮助。不过上面一个“敬”字很重要,应该非常恭敬。比如拿破仑,绝不迷信,他当皇帝以后,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,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。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,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,却跪下来,跟着别人一样礼拜,这就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的道理,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,不能叫迷信。信仰是个人的事,处大事时,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。

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为“知”呢?要注意,孔子上面有一句话,“务民之义”,讲到一个国家领人 的智慧问题,并不是普通闲谈地,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。

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。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,而是讲仁的用,作人处世的仁。孔子说,一个领导别人的人,极须要仁爱的心怀,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,不轻视也就是儒家“敬其事”的思想。尤其领人 聪明的,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,犯上苏东坡“我被聪明误一生”的毛病,所以任何事先从“难”的方面想,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。先从难的方面,问题多的方面看,都研究完了,最后有一个结论,得到中道的成果,这就是仁的用。这样一来,便利了自己,也便利了别人,更便利了老百姓。

这几十年来,年轻的朋友,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——错了,不怕错,就怕不做;错了没有关系,再改。这一来,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。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,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,这句话听了很过瘾,非常有气魄。但是大家想想,拿破仑并没有成功,他不会成功,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。说到西方文化,美国除了科学以外,追根究柢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;只有到欧洲去看;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,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。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,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,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,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,这有什么了不起?一个老成谋国的人,要注意这个“难”,先难而后获,这就是用仁之道。

不在山水之间

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智慧?什么是真正的爱心?

子曰:知者乐,水;仁者乐,山。知者动;仁者静。知者乐;仁者寿。

这几句话,一般的人说,“知者乐水”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喜欢水,因为水性流动。“仁者乐山”是说仁慈的人喜欢山。如果这样解释,问题大了。套用庄子的口吻来说,“知者乐水”,那么鳗鱼、泥鳅、黄鱼、乌龟都喜欢水,它是聪明的吗?“仁者乐山”,那么猴子、老虎、狮子都是仁慈的吗?这种解释是不对的。

正确的解释是“知者乐,水。”知者的快乐,就像水一样,悠然安详,永远是活泼泼的。“仁者乐,山。”仁者之乐,像山一样,崇高、伟大、宁静。这是很自然的道理,不是我故意作此解释的。

为什么不是我故意的?再看下文就知道,他说知者的乐是动性的,像水一样。仁者的乐是静性的,像山一样。这不是很明白吗?硬是断章取义,说“知者乐水”是喜欢水,“仁者乐山”是喜欢山,这是不对的。有些人的学问修养,活泼泼的,聪明人多半都活泼,所谓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、“滚滚长 东逝水”就是这么个气魄,这么个气度。仁慈的人,多半是深厚的,宁静得和山一样。

所以下面的结论:“知者乐”,知者是乐的,人生观、兴趣是多方面的;“仁者寿”,宁静有涵养的人,比较不大容易发脾气,也不容易冲动,看事情冷静,先难而后获,这种人寿命也长一点。这是连起来的意思,千万不要跟着古人乱解释:聪明的人一定喜欢水,仁慈的人一定喜欢山。那问题就很大了。

变了形的文化样品

下面两节,孔子感慨起当时的文化问题了。看起来是两节闲文,毫不相干的话。研究起来,必须要配合春秋战国的历史时代。

子曰:齐一变,至于鲁;鲁一变,至于道。子曰:觚不觚,觚哉!觚哉!

讲到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演变,齐鲁两国,无论在东西周时期,都具有核心性的影响作用。后来的楚国、秦国,虽凭一股新兴文化的气势,左右战国时期,但始终是以国富兵强而具有影响时局的力量而已。若论文化的渊源,仍然不能离开齐鲁。鲁国乃周公之后,周朝武王统一天下,对老功臣,分封建国。周公的后代被封在鲁,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。姜太公帮助了武王统一天下,他的后代封于齐,发展出后世道家学术的精神。换言之,姜太公一系遗留在中国的文化,可以说代表了传统道家的文化;鲁国的文化则代表了周公这个系统,也就是形成后世儒家的文化;楚的文化则为老、庄一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成分较多;墨子则代表宋国的文化,宋为殷商的后代,所以在墨子的学术思想中,保留有浓厚的夏商文化的色彩。讲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,对这个观念应该清楚。

春秋时期,当时的文字语言并没有完全统一, 通也不便利,各国诸侯的政治措施也有了各自为政的趋向,只是大体上还保持大同小异而已。到了孟子的先后时期,鲁国保留的周代文化,也只剩一线命脉。那时候较为兴盛的,还是道家传统所流衍的燕齐文化。而且齐国比较强,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,现在山东靠海这一带地方,本来资源缺乏,因为姜太公封到了齐国,他便发展资源经济,开始制盐,不但使齐国成了产盐区,并且渔盐之利大增,后来又经管仲的一番开展,齐国的经济更发达,到了战国时期,他的国际地位,等于我们当年在大陆 时的上海、现在美国的纽约。所以当时孟子荀子这些学者,都曾到齐国转一趟,好像现在的人们都要去美国混一下一样的。这是孔子以后的事。

孔子当时,鲁国文化,还大有可观之处。孔子的思想中,认为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起来,乃至于振兴起来,就要以齐国的文化为基础,再加上好的转变,就可以到达当年鲁国的情况;再把鲁国的文化,提高一点水准,就可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“道”。这是他的一个看法,一个感叹。

下面孔子又对觚发出一个感叹。觚依考据是一种四方有棱角的酒杯,到故宫博物院,应找得出这件东西。依古人的解释“觚不觚!觚哉!觚哉!”这句话,是孔子在感叹说,这个时代什么都变了。你看嘛,这只酒杯本来是有棱角的,现在酒杯的棱角也磨平了!这里记载孔子有这个感叹。但是酒杯没有棱角有什么稀奇?孔子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茶杯还是玻璃做的,圆圆的,孔子一定要感叹,玻璃杯啊!玻璃杯啊!我们如果连接上文看,就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了。孔子说我们的文化已经衰落了,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,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。除非像齐国那样,有雄厚的经济基础,能为后代文化努力,再加重整一番,可至于鲁。鲁国的文化有这样相当基础,能够把他再发扬光大一点,可以保持传统文化之“道”。可是他讲到这里,正在拿着杯子喝酒,于是就近举例说,试看看,酒杯的样子都变了!什么都在变,时代已经变了;酒杯啊!酒杯啊!他是感叹连这样一个用具,都跟着时代在演变了,人更是永远在演变,历史是拉不回来的。这是他假借酒杯对文化演变的感叹。

我曾和朋友们谈起,不要感叹,感叹是没有用的。历史无法拉回。我们死了,下一代照样活下去,照样又生下一代来。我们现在要尽到自己的任务,把我们所知道的,尽量 给后一代。他们去整理,他们去发扬,那是他们的事,不要担心。一定说“人心不古”、“今不如昔”、“世道衰微”也不见得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,每代历史有每代历史的精神。所以孔子说“觚不觚!觚哉!觚哉!”意思不单指这个酒杯。而是说变了,一切在变,就是这样一个感叹。

君子可欺以其方

正当孔子感叹,旁边有个学生提出了问题。

宰我问曰:仁者,虽告之曰:“井有仁焉。”其从之也?子曰:何为其然也?君子可逝也,不可陷也。可欺也,不可罔也。

宰我就是孔子说他“朽木不可雕也”的台柱学生,我认为他是身体不太好,而聪明有余,德性不大够的一个人。

他有一天和孔子半抬杠,也可以说是在怀疑一个问题。他问孔子说,你天天教我们要学仁,作人做事要讲道德仁义。假使有一个人,去骗一个有仁义修养的人说,水井里有仁义。难道为了修养仁,就听他的话往井里跳?宰予这个话问得没有错,并不调皮,很实在的。他的意思是,老师你天天教我们讲仁义道德,现在世界那么坏,坏人那么多,有人来骗我们井里有道德,道德又值几毛钱一斤?要不要跳下去呢?和我们现在问:“这个社会这样坏,仁义有什么用?”是一样的。

孔子听了以后,终于笑了。他说你怎么这样想呢?一个作学问成为君子的人,并不是一个笨蛋,必须要晓得应变。孔子力赞《周易》,而《周易》的道理,便有“适变”、“随时”这两个要点。要懂得时代,适合于时代。但自己要站在中间,顺应这个变,有中心主张、中心思想。他在这里说一个君子之人“可逝也”,可以放弃自己的终身,但“不可陷也”,绝不受人家的包围、困扰,落入陷阱之中。

比如说抛弃了一切,甚至抛弃了这个社会环境,抛弃了一生的功名富贵,绝不受困扰。如果说没办法,受了环境的困扰,陷进去了,在无可奈何下而拿了功名富贵,然后自说清高,那对不住,这是没有骨气,不是君子。有骨气的作法是自我牺牲,不受困扰。

“可欺也,不可罔也。”当面来欺骗可以,愿意接受这个欺骗,这是仁慈。但如果糊涂、将就,自己根本不知道,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孔子是说,你问的哪有这个道理?归纳起来的意思,人一定要仁义道德。这是孔子所标榜的,也就是他的学问中心,要有中心思想,中心路线。如果这个中心思想行不通,只要认为对了,乃至于被时代遗弃了都可以,可是如果被现实所陷没了,那是不应该的。

所以孔子在下面再加以引申解释。

子曰:君子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,亦可以弗畔矣夫!

孔子说博学于文,这个文不仅是文学,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。以现代名词来说,包括了文法、文理和一切知识。所以说要博学于文。博就是渊博,样样要懂,才能成为通才。但是渊博的人,常是样样都懂,门门不通。所以先求渊博;后要求专。要渊博而专,并且还要约束自己,作人处事在在合礼。

孔门的思想要讲礼,我们再三提过,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,而是《礼记》所包涵的文化精神。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,大体上人生的道路,可以走得出来,不会离谱太远了。“弗畔”,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。

冲冠一“路”为红颜

到这里引出一件事来了。

子见南子,子路不说。夫子矢之曰:予所否者,天厌之!天厌之!

这段很妙。南子是古代的一个美女 ,是卫国的人。孔子在这个国家相当久,因为卫国本来有意留孔子,把国政 给他,学生中有很多人怀疑孔子想取得在卫国的君权。当时卫国的诸侯卫灵公, 爱一个漂亮的妃子,就是南子。春秋战国的时候,女子把持政权的有好几位,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专书,我倒很希望有人,如果有功夫,对这种女人把持政治的风气,列举中外的历史事例写一本书。

中外历史上,与政治有关的女人太多,几乎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女人。常在报纸上看到,英国的绯闻出来了,白宫的桃色新闻又出来了,全世界新闻界闹得那么凶,我看看觉得蛮好玩的。有的学生问,怎么觉得好玩而已?我说这有什么希奇呢?报纸上闹是另外一回事。

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,几乎没有不和女性发生关系的。不过有些是好的女性,有些是坏的女性。和历史的整个型态都有关系,可惜的是古代重男轻女,历史的记载没有朝此方向发挥而已。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笠翁说的,人生就是戏台,历史也不过是戏台,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,没有第三个人。哪两个人?“一个男人,一个女人。”

这句话又引起另一则有名的故事: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游 南,站在 苏的金山寺。看见长 上有许多船来来往往,他问一个老和尚:“老和尚,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?”老和尚当然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就是当今皇上,他说:“住了几十年。”问他:“几十年来看见每天来往的有多少船?”老和尚说:“只看到两只船。”乾隆惊奇地问:“这是什么意思?为何几十年来只看到两只船?”老和尚说:“人生只有两只船,一只为名,一只为利。”乾隆听了很高兴,认为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。李笠翁说人生舞台上只有两位演员,一个男的,一个女的,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。

孔子当时到了卫国,南子这位 妃正在把持政权,曾经找人告诉孔子,想见见孔子。这是古代,不比现代外 :除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外,到了一个国家,见元首夫人,并没有什么了不起,而且还是一种习惯上的礼貌。但在古代不然,尤其是南子这个人,名声并不好,她要见孔子孔子并没有答应,后来有人告诉孔子,要在卫国有所作为,非要走南子这条路线,孔子当然没有走这条路。

但是孔子有一天的确见了南子,照历史上记载,孔子见南子,南子对他恭敬万分。历史的记载,男女相见,中间挂一幅珠帘,南子穿了国家的大礼服,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,非常尊敬孔子,这也是事实。

现在《论语》中记载,孔子见了南子。这一下,学生当中脾气最大的子路不高兴了,出来在态度上大概给孔子很难堪,逼得孔子赌了咒:“你不要怀疑我啊!我假如做了对不起人的事,给天雷打死!给天雷打死!”古人对这节书,都作上面这样的解释。

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,试想想,我们民族文化所标榜的这位圣人,岂不太糟糕了?见南子就有不轨的行为吗?这是不可能的。南子虽然在社会上的名誉不太好,孔子也瞧不起她,到底她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如夫人,她硬要见见,也理所当然。孔子特别讲礼,这又有什么失礼的?

孔子见了南子出来,子路这个学生就摆脸色给他看,孔子这个“校长”也干不下去,要辞职了,太受学生的威胁了,还要逼得孔子当面赌咒,“天啊!给雷打死!给雷打死!”哪有这样的解释?这完全是后人塑造孔子的错误,所以孔家店被打倒是难怪的,都是这些店员乱搞!把自己老板塑得那个怪像。就是现在,也还有人把孔子像塑得那么呆板。孔子哪里是这样的,孔子态度本来非常活泼轻松。

孔子见南子,是事实;子路不大高兴也是事实,孔子也的确矢之。“矢之”是很严重,等于赌咒,赌什么咒呢?问题在下面这句:“予所否者”,孔子就告诉子路,你们的看法不对的。这里要千万注意,古人说:“万事谁能知究竟?人生最怕是流言。”又说:“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。”这就是人言可畏。又“谁人背后无人说?哪个人前不说人?”人情世故要通达,凡事问心无愧,旁人背后怎么说不要管他,只问自己。所以孔子是说,你们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样,我所否定的,我认为不可救药的人,一定是罪大恶极。不但人讨厌他,就是天也讨厌他,那么这种人便不须要与他来往。

我们再看南子,是不是那种“天厌之”的人呢?南子在历史上不像夏姬,后来的夏姬是不得了的,坏得很。我们查卫国的历史,南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,不过长得漂亮,卫灵公非常迷她,如此而已!政治上当时比较起来,卫国还算好的。而且孔子周游列国,流落他方的时候,还是在卫国住得最久,卫君在卫护他,南子也在卫护他,卫国的大臣,蘧伯玉这班人也在卫护他。所以孔子说,你们不要听到人家胡说八道就相信了。“谣言止于智者”,有聪明有智慧的人,一听到就知道是真的或是假的。我所认为不对的,不像你们的看法,如果真有罪大恶极的人,天意都会厌弃他,何况人呢?你们对于南子,用不着这样不高兴。这节的意思,如此而已。我们绝不能照旧的解释,把孔子说成像孩子偷了嘴,怕大人打那样,哪有这种事,这是三家村学究们的见解。

接下来,孔子提到这件事了。所以我说《论语》是连成一起的,编得非常好。讲了南子这故事,马上就把孔子的一段话引进去了。

子曰: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民鲜久矣!

孔子的孙子子思著《中庸》的时候,第三章中,就引用这一句话。孔子是讲了这一句话,孔子说中庸太难了,中庸是什么呢?讲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难解说的,如仁字一样,有体有用,我现在不讲中庸的体,将来有机会研究《中庸》时再讲,现在讲中庸的作用。

有些学者写文章骂中国文化,他们也是中国人,现在中国人“骂”中国文化的太多了!真使人感慨万千,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,也是最乱的,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,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?很难看,也很坏,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,所以唐末司空图有一首感慨的诗:“一自萧关起战尘,河隍隔断异乡音。汉人学得 儿语,却向城头骂汉人。”将来百把年以后,写我们现代的历史,可能有人也会这样写。现在骂中国文化的,不是外国人,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。自己对自己没有搞清楚。

现在也有很知名的学人写了文章,说中庸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。他曲解说,张三说对,李四说不对,而王五说对与不对没有关系,就中庸吧!这位学者竟如此解释中庸,他们这些人对于中庸是什么,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研究。

我们现在说中庸,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。我们中国文化中《易经》的道理,是说天下的事物,天下的人物,随时随地在变,每秒钟都在变,没有不变的事。如何能适应这个变,如何能领导这个变,这是学问的中心。同时《易经》告诉我们,变是对立的变,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,有正面必有反面,有好必有坏,你说对的,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。一切都是相对的,在这个相对的中间,有一个中和的道理。所以“中庸”便提到中和的作用,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,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,使它能够中和,各保留其对的一面,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,那就对了。那才是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!”孔子同时感叹说:“民鲜久矣。”一般的人,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,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。

把这节放在孔子见南子后面,正说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。一般人对人事的批评,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。将来各位出去外面做事情,你的部下,你的朋友,甚至你的敌人,对你也是一样。当骂你坏的时候,什么都是坏的,没有好的;当捧你的时候,什么都是好的,没有坏的。但是不管捧与骂,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,自己要很清楚自己,不要为这些毁誉所动摇,要问自己真正的作为。所以孔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,说明了孔子见南子的真相。

此事古难全

下面等于为本篇作结论了。

子贡曰:如有博施于民,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子曰: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!尧舜其犹病诸!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能近取譬,可谓仁之方也已。

子贡问的问题,都是中肯扼要,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。他说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,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,照现代话来说, 体、社会、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。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?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,这个问题要注意,在中国历史文化里,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,事实上有没有呢?有!社会思想早有了,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,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,以个人立场,做社会福利事情,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,告诉人,有钱做做好事,修桥铺路,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。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。每到夏季,家里忙得很,天天都要烧茶,大锅大锅的烧,多少里一桶,放在那里,不要钱的凉茶,大家尽管喝。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,这些都是社会福利。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,由个人做社会工作,做社会福利,认为这是一种道德,所谓陰功积德。

现代的思想,社会的福利工作,已经由政府、由社 做。时代不同,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,是两个时代,思想也不一样。子贡讲的博施,就是讲社会福利。广博,无条件的把东西送给人家,救济大家,让大家都得到帮助。在孔子学生中,只有子贡敢讲这句话,因为这位老哥子很有豪气,有时不大肯作书呆子,孔子也没有骂他,认为他很对,可是也没有鼓励他。他一边是讲仁义,一边不同意装穷,不像颜回一样,三天吃一个便当,还是馊的,喝一口水下饭。他要做生意,他的钱很多,所以他敢吹这个牛,假如我博施、济众,老师,怎么样?可以算得是你所标榜的仁慈吗?

孔子对子贡这个问题的答复很妙,他说,你说的这件事,太伟大了,岂止是对仁来说,实在是永远做不到,做不尽的大事业,我也做不到,就是古代圣帝明王如尧舜一样当权的人,也做不到。问题是在于一个人想做好事,绝对大公,很难很难,是做不到的。

所以中国的字,“公”是化“私”,这是儒家的思想。由道家演变而来的杨朱思想,“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”,绝对讲个人主义,我不拔你的毛,你也不要拔我的毛,一毛都不拔。墨子则讲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”,尽量的为公。儒家认为都不对。儒家是讲保留适度的自私,慢慢扩充到为公。我们大家要注意,三民主 义的思想,就是从儒家这个思想来的。儒家的推己及人,我有饭吃,才想到你需要饭吃,分点给你,我们两个有饭吃才分给他,我们三个有饭吃,再分点给大家吃。一步一步扩充。如全体都要一下子做到,不但我们做不到,尧舜也做不到。

所以孔子说子贡的理想太高了,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,陈义太高了。孔子告诉他,真正仁的人,是要自己站起来,但是要顾虑到别人的利益,使别人也站起来。

学问道德也是如此,我要作一个人,不要忘记了他也要作一个人,我想将来通达有前途,不要忘记了他也要有前途,尤其是将来诸位如果出去做一个领人 ,要多爱部下,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样替他们着想。我要利益,他们也要利益,我太累了,同样地他们也累了。从最浅近、最平凡的当中去了解他。做到了这种地步,就可以说找到了仁的方向,为仁找到一条可走的路了。

本篇讲到这里,结束了《雍也》一篇的连贯性,也等于对第一篇《学而》这些道理,作一个陪衬。拿事实来证明、讨论。孔门学问中仁的应用,是推己及人,想自己利益的时候,也替别人的利益着想;扩而充之,想到天下人的利益。仁的路就是这样开始走的。

现在第六篇《雍也》讲完了。这六篇连起来,等于是全部《论语》中孔子师生之间学问问答的纲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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