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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佾第三

论语别裁 | 作者:南怀瑾 | 更新时间:2017-05-10 22:46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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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乐衣冠

首先,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:八佾——“佾”与“仪”同音,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,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。用现代的名称,可说它是“文化舞”,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。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,天子举行国家大典,代表国家的精神,用作余兴的舞蹈,典礼开始的礼乐。八佾是八个人一排,共有八排;诸侯之邦,六人一排叫六佾。诸侯之下的大夫——大臣之家,用四人一排,共四排,叫四佾。这是固定的形式,周朝的礼乐、衣冠、文物等,都有周详规定。

那么,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?不是的。这篇书的全部重心,以现代用语说,是代表了文化精神。他的内容讲“礼”。礼的根本,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。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,而用了《八佾》这个名称做篇名。

“礼”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,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,五经中《礼》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,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,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。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,当然,我们现在讲的“文化”这个名词,与过去的观念不同。过去的观念,文化偏重于人文——人伦的道理,即是伦理的道德,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。现在“文化”这个名词的含义,包括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教育、哲学、宗教等等归纳起来,成为文化的总体。因此,对于“文化”这一名词,古今定义不同,为了讲书的方便,应该先有一个认识。我们说《八佾》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,是切合古代所谓“文化”的定义而言的。

第一篇《学而》,是个人求学的宗旨;第二篇《为政》,也就是为学的外用;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,乃至于外用的为政,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,放在《八佾》篇中,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。

孔子谓季氏:八佾舞于庭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!

季氏即季家,当孔子时代,鲁国有三家权臣,即所谓权门,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,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。这三大家是孟孙、仲孙、季孙,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,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,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。

季氏这位权臣,有一天高兴起来,在家里开家庭舞会,结果,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。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,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,完全天子的味道,要与中央抗衡,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。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。”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,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,大发脾气,握着拳头,敲响了桌子,厉声斥责道: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,容许他去干,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?事实上,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,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,那么《学而》篇当中:“ 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“ ”字,要用红笔打×了,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。

很简单,《为政》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?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,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,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,孔子就说,这要注意!季家的野心不小,像这样的事情,季家都忍心做了,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?叛变、造反,他都会干的。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,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,所以“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。”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。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,这些很明显的文字,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。

不但如此,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,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。现在再看:

三家者,以雍彻。子曰:“相维辟公,天子穆穆。”奚取于三家之堂?

哪三家呢?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,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,连中央的周天子,他们也不放在眼里,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,摆出八佾之舞,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,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。“彻”就是撤宴撤席,“雍”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。他们三家权门,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。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:“相维辟公,天子穆穆。”他的意思是说,在中央政府天子奏“雍”这支国乐的时候,天子站在中央,辟公(即当时的诸侯)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,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。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,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,绝不会左右乱看。而现在这三家权臣,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,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?换句话说,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,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。所以孔子非常感伤,接着感叹起来。

子曰: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

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,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,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。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,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,“如礼何?”文化对他有什么用?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,自省自悟的;文化不是法律,不能由他人来管的。所以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”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,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?这是孔子的感叹。

由于孔子对“礼”、“乐”的感叹,再转到:

林放问“礼之本”。子曰:大哉问!礼,与其奢也,宁俭。丧,与其易也,宁戚。

林放这个人问孔子,礼的根本是什么?这个问题太大了,我们讲过的,中国文化这个“礼”字,如果谈到根本,是哲学最高的问题,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。宇宙万有怎样来的?哪一天开始的?这个本体论,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。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,孔子说,他这个问题太大了。孔子不跟他谈哲学,不谈文化的精神,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。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,宁可简单隆重。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,宁可取悲戚的态度。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,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,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,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。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,礼不从简而从奢,越奢侈越有排场,丧事不从悲而从易,家人逝世了,送殡仪馆,火葬过后三天,又在家开舞会了。

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,因此他的结论:

子曰: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。

过去所谓夷狄,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,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,凡没有文化的,称为夷狄,因为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,非常野蛮。中国则称中夏、中原,是有文化的。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,也有头子,有君主、酋长。但光有形态,没有文化,有什么用,不如夏朝、殷商,虽然国家亡了,但历史上的精神,永垂万古,因为它有文化。

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国家不怕亡国,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,如果文化亡了,则从此永不翻身。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,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,史无前例。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,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,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。这是很重要的,像孔子在这里说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夏朝虽然亡了,成了历史的名词,但夏朝的文化,一直流传下来,现在我们也还接受。譬如过年,我们喜欢过陽历年还是陰历年呢?凭心而论,还是喜欢过陰历年。对陽历年,那是不得不过的。陰历年就是夏历,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。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,还是夏朝的文化。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,就是说,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,那有什么用呢?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。

泰山之旅

再看下面,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:

季氏旅于泰山,子谓冉有曰:女弗能救与?对曰:不能。子曰:呜呼!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?

这段事情,记载得这么简单,但妙不可言。

冉有是孔子的学生,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。孔子穷是自己穷,他所教的学生,后来很多都很得志,他培养这批年轻人,在教育上大有成就。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,等于总管。

季氏旅于泰山,“旅”依现在解释,就是旅行。我们现代看来,是蛮好的事情,发展观光事业,有什么不好?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?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,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,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。泰山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,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,国家政治太平了,上泰山去祭告天地,这叫“封禅”,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,立了碑,回来在路上病死了。古代对“封禅”这件事,迷信得不得了,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,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。古代的观念,认为泰山有神,所以要国家的领袖,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。告就是祷告,而季家旅于泰山,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,但这是假的,实际上他是想造反,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,这个政治内幕,孔子根据观察,当然知道。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,对他说:“女弗能救与?”——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?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,一失败全家性命丧亡。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!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,因为冉有讲的话,他们也不听,所以冉有做不到。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:“呜呼!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?”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?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因为上面讲了,林放问礼之本,表示林放这个人,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。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?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,所谓“东岳之神”,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,等于现在的拜拜。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,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:三支香、五块钱香蕉、十块钱饼、磕了几个头,然后要求发财,公公要活到八十岁,儿子要考上大学,功名富贵,前途无量。一切都求完了,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,这样小的代价,求那么大的报酬。神如果有灵,这种神叫我做,我就不愿干。两家人有了仇恨,也去拜拜菩萨,求上帝要整倒对方,双方都同样要求,到底要整倒哪一方,我也不知道,所以神也难当。

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,他想造反,到泰山去拜神。所以如果有神的话,难道还不如林放吗?林放是个普通的人,他都知道问礼,一个神——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?“聪明正直,死而为神。”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,任何一个人,凡是聪明正直的人,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。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,季家去拜他,拍拍马屁,他怎会帮忙季家呢?难道那个泰山之神,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?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。

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,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。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,不管上帝也好,菩萨也好,神也好,如果因为肯拜拜他,他就会保佑,不信他,就不管——果真是如此,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,因为他太偏私,又太意气用事了,反不如一个普通人。如果不分善恶,有求必应,那作人很容易,我尽管做坏事,天天去拜他,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,这岂是神的意旨?

志在春秋

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,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。乱在什么地方?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“权”与“术”,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。所谓“权”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,也就是霸道。春秋末期王道衰微,霸道因此起来了。其次是“术”,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。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,就是用手段。以手段而取天下,就是“权术”。因此,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,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——《春秋》。

《春秋》是孔子著的,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。这个大标题,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,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?重点在“微言大义”。所谓“微言”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,不太要紧的话,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,可以增删;但在《春秋》的精神上看,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;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,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。所以后人说“孔子著《春秋》,乱臣贼子惧。”为什么害怕呢?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。微言中有大义,这也是《春秋》难读的原因。

孔子著的《春秋》,是一些标题,一些纲要。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?要看什么书?就要看三传——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。这是三个人对《春秋》的演绎,其中《左传》是左丘明写的,左丘明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。他把孔子所著《春秋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,名为《左传》。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,所以是由他口述,经学生记录的。

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又各成一家。我们研究《春秋》的精神,有“三世”的说法。尤其到了清末以后,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,对于《春秋》、《公羊》之学,相当流行。如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一派学者,大捧《公羊》的思想,其中便提《春秋》的“三世”。所谓《春秋》三世,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。一为“衰世”,也就是乱世,人类历史是衰世多。研究中国史,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,几乎找不到,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,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。所以人类历史,以政治学来讲,“未来的世界”究竟如何?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学政治哲学的人,应该研究这类问题。

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——所谓“理想国”。我们知道,西方许多政治思想,都是根据柏拉图的“理想国”而来。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?当然有,第一个:《礼记》中《礼运·大同篇》的大同思想就是。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,只是《礼运》篇中的一段,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,应该研究《礼运篇》的全篇。其次是道家的思想“华胥国”,所谓黄帝的“华胥梦”,也是一个理想国,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,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从另一面看,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?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,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。因此我们回转来看《春秋》的“三世”,它告诉我们,人类历史衰世很多,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,就叫“升平”之世。最高的是进步到“太平”,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“太平盛世”。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,真正的太平盛世,等于是个“理想国”,几乎很难实现。

我们《礼运篇》的大同思想,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,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,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文康摹@飞弦话闼降奶绞⑹溃凇按呵锶馈钡墓勰钪校皇且恢稚街溃谥泄此担绾骸⑻屏酱盍瞬黄鸬氖焙颍仓荒苊闱砍莆街馈@飞纤臧竦奶绞⑹溃荒芩凳潜臧瘢仁潜臧瘢蔷腿盟ケ臧窈昧恕H缫浴洞呵铩反笠宥郏荒芄坏蒙仙剑荒芩凳翘健T俚榷轮褪撬ナ懒恕9杆枷胫兴伊⒌娜主 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,这也是《春秋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。

秉笔直书 罪罪恶恶

又怎样从春秋《左传》看得出它的“微言大义”呢?如果读懂了《左传》上第一篇的《郑伯克段于鄢》,就大概可知《春秋》的笔法。

郑伯是一个诸侯,(春秋时,王道衰微,五霸崛起。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,接下来有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等)在本篇中,孔子的“微言”在哪一个字呢?那就是这个“克”字。“段”是郑庄公的亲兄弟——共叔段。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,“克”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,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,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——事先不肯教化,不止恶于其先,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,最后又故作仁义。因此春秋的笔法,就在这一个“克”字的微言上,定了他千秋的罪状。

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?大家也许都读过了,我们也不妨 一下。

郑伯——郑庄公是老大,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——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,作母亲的受了惊,害怕了,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,姜氏因为这次受惊,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,始终心里不高兴。由此可知,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,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,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,环境上每一件事,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。譬如从小贫穷的人,尤其是孤儿,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,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,并告诉他们,穷苦出身、孤儿出身的人,最后只走两条路,没有第三条路: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,对于社会非常同情,他有办法时,同情别人、同情社会,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,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。另一种人成功了,对社会非常反感,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、任何人都怀疑、都仇恨。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?社会?社会上哪有公平?他心里始终反感。这两种相反的心理,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,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,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,如参照上文“学而不思……”这段,便可思过半矣。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,办得无论怎么好,孩子还是有反感。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,孩子虽然生气,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。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,他不会生气,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,因为他天生有反感。所以研究社会、研究政治,这多方面的学识,一定要注意。

讲到这里,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,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,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。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——次子。在中国古代,长子是继承官位的,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。中国有句老话:“皇帝爱长子,百姓爱幺儿。”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,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。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,告诉丈夫,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,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,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。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“制”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。而郑庄公对妈妈说,“制”这个地方并不好,是艰苦之地,没有发展的价值,既没有经济价值,又不是政治重心,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,还是换一个地方好,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,结果把弟弟封到“鄢”这个地方去。实际上“制”在当时郑国,是军事、政治上的重镇,他不敢养痈贻患,因此,郑庄公用了权术,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,骗了母亲。孔子写这一段,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,而用权术。

后来,母亲姜氏和弟弟“段”要起来造反,招兵买马,积草囤粮,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,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,郑庄公明明清楚了,但说没有问题,姑且等等看吧!意思是说,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,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,再处理他。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,道德的政治,绝对不可这样。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。尤其对亲兄弟,应该感化他,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,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,最后母亲与弟弟通通造反,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。所以历史上有人说,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,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,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,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。

孔子著《春秋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?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,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,都是权臣、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,所谓乱自上生,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,孔子说:“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?”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
承让 领教

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:

子曰:君子无所争,必也射乎。揖让而升,下而饮,其争也君子。

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,孔子用“举一隅”的教育方式来讲。中国文化的所谓“君子”,是与“小人”对立的名称,等于是个符号,怎么叫君子?怎么叫小人?很难下定义,等于说好人、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。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,更是如此。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,有时在好里会变坏;坏人一切都坏,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。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。可是在社会、政治的立场,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,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。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,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,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。

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,不但于人无争,于事也无所争,一切是讲礼让而得。无所争就是窝囊吗?不是的,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,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。射是六艺—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——之一,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。他说,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,对立行礼,表示对不起——礼让。然后开始比赛。比赛完了,不论谁输谁赢,彼此对饮一杯酒,赢了的人说:“承让!”输了的人说:“领教!”都有礼貌,即使在争,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。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,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精神。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,其所以为人,因为有思想,加上文化的精神。孔子讲这一件小事,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争?不论于人于事,都应该争,但是要争得合理,所以“揖让而升,下而饮,其争也君子。”就是在争,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。以现代而言,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主 思想。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主 ,这个问题在《论语》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。而中华文化的民主 精神,一个人立身、处世,乃至一切,都要民主 。我们民主 的精神基于礼让;而西方民主 的精神基于法治。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,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,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精神。

淡泊以明志

再看下面,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:

子夏问曰: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。”何谓也?子曰:绘事后素。曰:礼后乎?子曰:起予者商也,始可与言诗已矣。

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,他们并不是作文学的研究。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,也不是无病呻吟的,诗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,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中的意义。

诗中的“兮”字,古音是否如现在兮音的读法,并不一定,因为音韵及语言,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,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“啊!”一样,没有实质的意义。再说“巧笑”,笑就是笑,为什么要来个“巧笑”呢?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、大笑等许多笑态。“巧笑”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,似笑非笑,不是笑吗?还真是笑,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,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,还要“倩兮”,“倩”是什么呢?好像电影 中女演员的表演,笑得那么俏皮,还带点诱惑 性的,就是“巧笑倩兮”。“美目盼兮”,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,还要盼兮,眼神中流露着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的意味。“素以为绚兮”,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,“为绚兮”,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,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,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。

子夏问孔子,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——“何谓也?”当然子夏并不是不懂,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,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。孔子告诉他“绘事后素”,他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。这句话的意思,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,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。就艺术的观点来说,好比一幅画,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,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;又如布置一间房子,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,也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,以子夏的聪明,一听就懂,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:“礼后乎?”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“礼”的精神吗?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重要吗?说到这里,难怪孟夫子有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,一乐也”的感怀,而后世当老师的,也应该学习 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,他说:“起予者商也。”认为子夏不但讲得对,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。当一个主管的,更要效法孔子这种精神,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,就说“对!你完全对。”这样的主管,才是成功的领导者。孔子继续称赞子夏“始可与言诗已矣”,真正懂得诗了。

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,酸溜溜地“关门闭户掩柴扉”有什么意思?要懂诗,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,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、宇宙的境界,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。换句话说,人更要注意这个“素”字,素就是平淡。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“素富贵行乎富贵,素贫贱行乎贫贱。”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:“唯大英雄能本色,是真名士自风流 。”所谓大英雄,就是本色、平淡,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,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。换句话说: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看起来是笨笨的,事实上也是最笨的,笨到了极点,真是绝顶聪明。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。人没有谁算聪明,谁又算笨,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。所谓聪明人,一秒钟反应就懂了,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,这五十年与一秒钟,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,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。唯大英雄能本色——平淡。上台是这样,下台也是这样。所以曾国藩用人,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——就是土气。什么是土气?我是来自民间乡下,乡下人是那个样子,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,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所以彭玉麟、左宗棠这一班人,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,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,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,但我依然是我,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。另一句“是真名士自风流 ”,同一意义,不再重复了。

这一段说明了“绘事后素”,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,不要过分了,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“锦上添花”,要平淡。这以后,又引用孔子的话,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。

穷源溯本

子曰:夏礼,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。殷礼,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征之矣。

孔子说中国传统文化,是根据历史来的,而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开的。

我们讲的传统,由来远矣。昨天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,谈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《文明的历程》,他告诉我这本书所论述的某个观点,和我以前对他们讲的思想一样,认为人类文化历史,从上一个冰河时期,就流传下来了。如宗教思想、哲学思想,在上一个冰河时期,人类毁灭的时候,极少数没有死的人传下来的,并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所新兴起。我们中国文化,向来就是这样说的,所以要中国人讲自己传统的历史,看看古时的人所记载的,有一百二十万年,至少也说十二万年,我们现在讲五千年文化,那是客气话。不过很可怜,现在还不敢吹五千年,只说三千年文化,因为西方文化讲历史,动辄只提两千多年,我们说得太多了,好像不大对似的。在中国古代历史,动辄讲一百多万年。现在孔子在这里说,不管多少年,文化是历史传统来的,所以夏朝的文化,我可以研究讨论,不过“杞不足征也。”杞是周朝封的一个国家,是夏朝的后代,封到杞国。我们晓得“杞人忧天”这句话,就是这个国家的典故。

这里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。当周武王统一了中国,所谓封建,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,像尧、舜、禹、汤的后代,都封了诸侯,所以周朝的封建,不是西方的封建,不能随便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所谓封建混为一谈,那是错的,等于说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搞清楚。——这里孔子说如果拿杞国的文化,来看夏代的文化,并不准确,更不完整,但殷商以后的宋国,所保留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够,这两个诸侯之国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没有了——这里要特别注意,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,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,就是自己把自己毁灭,后代就无法考证。孔子说,假如他们自己不毁灭自己,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资料,我就有办法整理。

这里放进了孔子的话,就是说明保存文化的重要,因此继续在下面讲到文化与礼的关系:

子曰:禘自既灌而往者,吾不欲观之矣。

讲到这里,又是一个问题了,是由中国文化中“礼”而来的。所谓“禘”,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。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样,有狭义的宗教。“禘”象征宗教的精神,祭天地祖宗之礼。讲到这里,要认识“禘”字的来源了,至少要拿《康熙字典》来研究。过去读书,五、六岁以后,先研究“小学”,就是研究作人的道德行为,等于现在学校的公民课程——洒扫应对。“洒扫”从文字上看很简单,洒洒水、扫扫地而已;“应对”可就麻烦了,对老前辈行什么礼,到了客厅坐什么位置,送一封信给叔叔伯伯,讲话的态度该怎样等等,作人处世都包括在应对当中。除此之外,研究“小学”之学,就是后来所谓的说文、训诂等的文字学,探讨文字的来源。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,中国文字有所谓六书——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的法则。

心香一瓣 诚则灵

我们知道中国字的部首是从“一”字开始。“一”就画分了上下,所谓一画分天地;再在上面加一画“二”(上),就是上,下面加一画就成“ ”(下),是为下。宇宙本来是圆的,无法分别,现在分了以后,“人”在“ ”的下面,即成为“ ”,这个字就代表了天。我们看到了“示”这个字,就是表示上天垂下来许多象征,显示给人们看,太陽、月亮、风云、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,所以这个字,就代表了与上天的关系。圆圈中间加个十字,就代表了土地的“田”字,这土地上面出了一点苗芽便是“由”,再向下伸展成为上下通的便为“申”,在申旁再加上“示”;表示由天上来的,而上下左右都能通达,便谓之神。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长了一根象征性的毛毛“ ”就是鬼。那帝的篆文“ ”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来的征象,代表形而上的,不可知,不可说,也无法形容他,有这样一个力量,这样一个东西在,就叫作帝,再加上示,就成了一个宗教性的哲学观念。中国古礼称祭天地的礼为“禘”。至于形而上,到底有没有?又是怎么样一个东西?暂时不谈,到此为止,如再向上讨论,就牵涉到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了。

禘,古代国家举办禘礼,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,仪式非常隆重。皇帝在此期内,不回内宫,必须清心寡欲,反省自己。在中国古文中所谓的斋戒沐浴,便是如此。“斋”是内心的反省。(后来中国人对佛教的吃素也叫吃斋,那是有不同的意义,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种“八关斋戒”而来。)斋是中国文化中心理的净化,用现代的话来讲,就是清理思想、排除人欲,真正的作到肃庄叫作斋戒。沐浴也不止是洗澡,而是孔子在《易经·系辞》上所讲“洗心退藏于密”的意义。所以古代禘礼,是国家的大典,全民的大典,领导者皇帝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,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,要全副精神,诚心诚意,很郑重的,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,绝对不可马虎。在这里,孔子指出当时文化的衰败,大家参加禘礼,都只是在真戏假做而已。这等于现代有许多人吊亲友乃至长辈的丧事匆匆忙忙,叫一辆计程车,赶到市立殡仪馆,签一个名,行三鞠躬礼,好像去缴一百元什么税似的,缴完了,赶紧就跑,没有一点肃庄悲戚之感。今日社会这种风气,也是文化精神一个重大的问题。

孔子对春秋时代的情形怎样说的呢?

子曰:“禘,自既灌而往者。”就是说禘礼开始以后,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祇的酒以后,心里就想赶快走了,接着祈祷等等隆重的祭礼,都在那里应付了事。孔子看到这种情形感叹的说:“吾不欲观之矣!”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,为什么不想看?就是认为何必勉强做假,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!

孔子这几句话,有很多意义。譬如现在社会上举办许多事情,内心没有真正的诚意。无论是宗教仪式或任何社会的宣誓,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,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。冷眼旁观者看来,不得不油然而兴“禘自既灌而往者,吾不欲观之矣”的感慨。这就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,事事要发自内心的诚恳,而不完全在于形式,一切形式,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,才有意义。

由此再进一层,便引出下面一段话。

或问禘之说。子曰: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,譬如示诸斯乎?指其掌。

有人问孔子,关于“禘”这个礼仪的说法,和这一套学术思想的理论,它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?孔子怎么答复呢?他说:“不知也”——我不知道。孔子真的不知道吗?当然,这是他幽默的话,换句话说,是一种“反教育”,用现代术语来说,是“反激式的教育”。他的意思是说,这一种基本的文化精神,大家应该知道的。既然大家都不知道,那么我也不知道了。且看他说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,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,“……‘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,譬如示诸斯乎?’指其掌。”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说,真正懂得禘这个文化精神的人,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,就好像是呈现在这掌心上,这么清楚明白了。他指着他的掌心,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,就像指顾之间,如在目前那样的容易。由此你说他懂不懂禘之礼?当然懂。

为什么要拜天地呢?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处。我们以前过年,正月初一早上起来,家长带领全家的人,先要祭天地、拜祖宗,虽然仪式简单,但却很严肃,而慎重。春秋二季要祭祖,也就是实行“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诚”的尊敬传统的精神。现代一般家庭,就从来不祭祖,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,这就是教育的问题,值得重新研究、重新修整。保持这一点传统,这一点习惯,使后代知道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,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

刚才讲到禘礼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,跟着便提到孔子几句有名的话,后世一般人们都流行而变为成语的:

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。子曰:吾不与祭,如不祭。

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,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“如在”目前相对的诚心,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。假使是祭神,神就在此。要表里如一,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。所以他又说:“吾不与祭,如不祭。”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,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,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,这样就等于不祭,又何必故作排场呢?这种精神,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,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,无论对生者或死者,由明里到暗里,都要由衷一贯。

我们现在讲民族精神。热爱国家民族的人,为什么到了国外,看到自己的国旗便肃然起敬?我们在国外看到国旗的那种心情,与在国内看到国旗的心情绝对不同。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会为之掉下眼泪。其中道理,就是这种精神的流露。所以一个人的修养,对人对事,都要有这种“祭神如神在”的心理。否则,表面上非常恭敬,内心里又是另一回事,那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由于孔子的这番话,了解了祭礼,依此来讲作人的道理,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了。

拍灶君的马屁

王孙贾问曰: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。”何谓也?子曰:不然。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

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,孔子在卫国很多年,卫灵公对他非常好,但卫灵公又偏 有名的美人——南子。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,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:“与其媚于奥,宁媚于灶”的问题。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。凡是中年以上的人,都见过我们在大陆 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。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的晚上,家家户户都要送灶,小孩子们非常高兴,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。现在用电炉、瓦斯炉,没有灶了,当然也就没有灶神。为什么要祭灶神呢?以宗教思想来说,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,什么神都信。

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,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。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。第一个是礼,第二个是诗。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“信我得救,不信我不得救”的狭义观念。我说这一点的误解,使我绝对不能信服,因为他非常自私嘛!对他好才救,对他不好便不救。成吗?一个教主,应该是信我的要救,不信我的更要救;这才是宗教的精神,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。其次,谈到中国“诗的精神”,所谓诗的文学境界,就是宗教的境界。所以懂了诗的人,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,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,或者作一首诗,便可自我安慰,心灵得到平安,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。第三,中国信多神教,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。出了一个老子,还是由东汉、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——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。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,是明朝以后才捧的,孔子也不想当教主。总之,世界上的教主,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,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,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,实在难以教人心服。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,所以他伟大,所以他当了教主。我们中国,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,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,还是一个问题。但是中国人的宗教,多是外来的,佛教是印度过来的,天主教、基督教也是外来的。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,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。为什么呢?有如待客,只要来的是好人,都“请上坐,泡好茶”。一律以礼相待,诚恳的欢迎。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,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,而且这种风气,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。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,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,耶稣、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老子、穆罕默德,都“请上坐,泡好茶”了,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。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,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,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。

现在我们再讲“奥”与“灶”。为什么我们拜灶神?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,“民以食为天”,这是管子讲的名言。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,值得注意,所以拜灶神。尤其在过去,教育不普及,讲礼治的时代,家里有灶神、财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。中国古代的建筑,大多有这一套设计,进门一定是大厅,大厅上供祖宗牌位,有的上面写着:“天地君亲师之位”。民国初年,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,看这五个字,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?任何一教都不信,而任何一教都信。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,灶神供在厨房里。“奥”是古代的家神,我们中国古代的神——宗教很妙,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。家里有家长,就有家神。还有灶神,连吃饭都要管。据说灶神一年到头,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,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,或动过歪脑筋,他都会记录下来,到一年终了:上天报告好坏。所以乡下人送灶,弄块糖给他吃,送一个红包给他,以便“上天言好事,下地报吉祥。”请他上天报告时,多替家里讲讲好话,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。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,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,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,不在家里的时候,偶尔背后轰他一下,暗地里幽默他几句。

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,现代也可以归到“民俗学”。要了解这些,起码要看《荆楚岁时记》这本书,尤其是南方——长 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,这本书大概都有了。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、乡长、区长。在看不见的一面,便有土地、城隍等神。城隍归谁管?归阎王管。阎王却归玉皇大帝管,玉皇大帝归谁管?玉皇大帝的妈妈——瑶池圣母。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,最高都是女神。天主教来个圣母,佛教的观音菩萨,中国的瑶池圣母。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。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,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,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,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。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,无所不包,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。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。

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,是非常幽默的,他的意思,是告诉孔子说,你老是跟诸侯往来,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,是没有用的呀!你拜访了诸侯,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。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:“不然。获罪于天,无所祷也。”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。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、做坏事,怎样祷告都没有用,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。所谓自助天助,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。换句话说,人有人格,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,不靠外来的庇护。如果进教堂,上帝就保佑,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。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,这些手法我全知道,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。

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,由周代开始的文化,和孔子的教化,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,所以孔子又说:

子曰: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

这就是前面提到过,中国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:夏尚忠,殷尚质(鬼),周尚文。尚的意思就是崇尚、偏重的意思,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、朴实。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,但是宗教观念很强。周代文化呢?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,就是周代文化,重在人文文化。“周监于二代”,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。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,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。“郁郁乎文哉”,郁郁是形容词,意思是非常茂盛、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。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,是承先启后,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。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。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。

量力而为 谦虚好学

现在讲到另一段:

子入大庙,每事问。或曰: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?入大庙,每事问。子闻之曰:是礼也。

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,即邹。鄹人之子即指孔子。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——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(古代官制,无法与现代比类,为了便于了解,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),参与了代表国家、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。他进去以后,对于每件事都要问清楚,向人请教。走哪里?坐哪里?每事都问人。于是有人笑他说,一般人乱捧,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,处处懂礼,可是这个“鄹地佬”进了大庙,什么都不懂,事事都向人请教。这话被孔子知道了,他说:“这就是礼啊!”以前我们提到过,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,风俗习惯不同,对人家的事,不懂的应该多问。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,求学问也是一样,做事也是一样,诚恳向人请教,就是礼的精神,也是作人的道理。

子曰:射不主皮,为力不同科,古之道也。

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——射箭,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拳、武当派(这些是唐、宋以后的事)。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,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,武功高低的标准,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,相当于现代打靶、射箭的标准,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,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,每枝箭射中了标的,就绝对够标准,箭能不能透过牛皮,则不作考虑。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,有些人膂力很强壮,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,甚而可穿过墙,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,但他每箭都中红心,也就够标准了。

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,够不够道德的标准,只问合不合正道,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。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,环境不对,时代不对,他也就无从表现,这有什么办法?由此触类旁通,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。

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。子曰:赐也!尔爱其羊,我爱其礼。

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——告朔。每个月的初一为朔,十五为望,月暗为晦。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,“朔望”就是休息的时候,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。每月的初一,主政者要代表国家,向天地祖宗,禀告所作所为,这就是所谓的“告朔”。用现在观念来说,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。对谁发表呢?对天地鬼神。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,讲了不兑现的也有。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,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,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。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。

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。到春秋战国时代,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,这些礼仪的精神,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,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。饩羊是蒸过了的,等于现在拜拜,杀了猪羊,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,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,这就是饩羊。子贡当时想,拜拜就拜拜,这只羊可以省下来。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,你的主张也对,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,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,不过我不主张去掉,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,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。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,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,但现在的人,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,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,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,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。

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,在社会上,或在政治上,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,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,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。如口惠而实不至,有时候就要失败了。

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,颇为感慨。

子曰:事君尽礼,人以为谄也。

这段话,连起上一段来说,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。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。一个人想做个忠臣,有时候也很难。对主管、对领人 尽礼,处处尽忠合礼,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。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。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,都有这种经验。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,见解不周到,受环境影响,只好变了。那么该怎么办呢?还是以礼为准,也是上面的话“尔爱其羊,我爱其礼。”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。别人尽管不了解,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。诚正的建立,久后自知。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,等待时间来考验,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,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

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,很喜欢引用一句话——“宁静致远,澹泊明志。”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,现在先介绍原文:

“夫君子之行: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澹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,才须学也。非学无以广才,非静无以成学。慆慢则不能研,险躁则不能理性。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,遂成枯落,多不接世。悲守穷庐,将复何及!”——诸葛亮《诫子书》

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,其实,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。好名好利,是人心的根本病根,贤者难免。先不谈古人,就拿现在来说,几十年来,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,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,又有几本书?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,看完了就丢,只有三分钟的寿命,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。一本著作,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,放在书架上,才有流传的可能。所以留名是很难的。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:“饱食终何用,难全不朽名。”一点不错。

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:“但在流传不在多”。比如诸葛亮的一生,并不以文章名世,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。而他的文章——只有两篇《出师表》,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,却成为千古名著,不但前无古人,也可说是后无来者,可以永远流传下去。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,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。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,一个事业成功的人,往往才具很高,如用之于文学,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。文章、道德、事功,本难兼备,责人不必太苛。

诸葛亮《出师表》外,留下来的都是短简,文体内容简练得很,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,几句话,问题就解决了。看他传记里,孙权送他东西,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,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,就这么解决了。

这一篇《诫子书》,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。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,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。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,换上一件衣服,变成儒家的。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。他以这种文字说理,文学的境界非常高,组织非常美妙,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。作诗的时候,春花对秋月,大陆 对长空,很容易对,最怕是学术性、思想性的东西,对起来是很难的。结果,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。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,先把题目标好,所谓破题,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。他教儿子以“静”来做学问,以“俭”修身,俭不只是节省用钱;自己的身体、精神也要保养,简单明了,一切干净利落,就是这个“俭”字。“非澹泊无以明志”,就是养德方面;“非宁静无以致远”,就是修身治学方面;“夫学须静也,才须学也。”是求学的道理;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,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,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,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,“学而不思,思而不学”的论点,和“才须学也”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“非学无以广才”,纵然是天才,如没有学问,也不是伟大的天才。所以有天才,还要有广博的学问。学问哪里来的?求学来的,“非静无以成学”。连贯的层次,连续性的对仗句子。

“慆慢则不能研”,慆慢也就是“骄傲”的这个“骄”字。讲到这个“骄”字很有意思,我们中国人的修养,力戒骄傲,一点不敢骄傲。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: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,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,后来连起用为骄傲。而中国文化的修养,不管有多大学问、多大权威,一骄傲就失败。所以孔子在《论语》中也提到过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,使骄且吝,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”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,有周公的成就,假如他犯了骄傲,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,这个人就免谈了。

我们中国人,力戒骄傲,现在外国文化一来,“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”这类的话,就非常流行,视骄傲为好事情,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,把骄傲当成好事。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,应该是“欣慰”就对了。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,将错就错,积非成是,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。但是,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,是要想办法的。有许多错误的东西,都要慢慢改,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。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。

再回到本文“慆慢则不能研”,慆就是自满,慢就是自以为对。主观太强,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。“险躁则不能理性”,为什么用“险躁”?人做事情,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,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,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。尤其是年轻人,暴躁、急性子,就不能理性。“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”,这个地方,有些本子是“志”字,而不是“意”字,大概“意”字才对,还是把它改过来。——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,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,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。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。“遂成枯落,多不接世。悲守穷庐,将复何及!”少年不努力,等到中年后悔,已经没有法子了。

诸葛亮这篇《诫子书》,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,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。这道理用之于为政,就是孔子所说的“简”;用以持身,就是本文所说的“俭”。但是文学的修养,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,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。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,到此告一段落,现在再继续原文。

孔子的换心术

定公问:君使臣,臣事君,如之何?孔子对曰: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

这个问题,以现代的观念来说,就牵涉到政治思想,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,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。鲁定公所问的,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,而孔子答复他的,是领导的道德,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。换言之,乃是在驳鲁定公。认为用方法——手段——是错误的,所谓领导应该是以“德”领人 。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?就在这“君使臣,臣事君”两句话中的“使”字。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,以一个“王者”——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——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。鲁定公问,假使一个帝王领人 ,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?相对的,一个忠贞的干部,对于领人 ,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?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,很婉转。而孔子则用两句话,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——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,但孝道也是相对的,“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”,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,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,两者是对立的。忠也是一样,就如孔子的话,上面对下面以礼,礼敬——也是爱的一种形态,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。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衍,道德的风行,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。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,不是建立在手段上,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。

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,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,老子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。其实不然,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。老子说:“六亲不和有孝慈,国家昏乱有忠臣。”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,好像老子是反对孝、反对忠的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,有几个孩子,其中一个最乖的,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,拼命地标榜他,而忘记了基本上“家庭不和”这个问题。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,个个都是孝子,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?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,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。至于“国家昏乱有忠臣”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,才表现出他的忠贞,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,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,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,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。因此我们对历史、对国家,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,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。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,加上一个“才”字,成为“六亲不和才有孝子,国家昏乱才有忠臣。”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、孝了。假如在一个 体中,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,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?希望全体都是好人,无所谓谁好谁坏,这就最好。

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,意思是说,你不要谈领导术,一个领人 要求部下能尽忠,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。礼是包括很多,如仁慈、爱护等等,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,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。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,一 换,这忠心就换出来了。

现在要研究《论语》,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?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,此乃《春秋》笔法的“微言大义”,在春秋战国的时候,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,乱到持德者寡,用术者多,所以孔子提倡仁,提倡孝,提倡道德,因为大家都用手段。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,常说“你少用手段”,尤其这六七十年来,每论 体或个人的经验,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,谁都玩不过谁,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。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、诚恳的好,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,这个手段还值得玩,这也是最高明的。这六十年来的变乱,对于手段,谁都学会了,谁要玩几套手段,别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只有老实人最可爱,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,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,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。我们从现实生活中,也可体会得出来。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,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。一个风气之来,就像台风一样,不但下层、中层社会受影响,上层也是一样。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,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,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,开了这个药方。

追的哲学

讲完这方面以后,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。

子曰:关雎,乐而不,哀而不伤。

孔子又在讨论《诗》的文学了。刚才谈政治,现在又谈《诗》;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,也包括了社会风气,那么政治的风气、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?如果站在文化的——礼的立场来讲,它是由文化而来的;谈到文化,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《诗经》。我们知道《诗经》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,《诗经》的第一篇,就是男女相爱。讲到《诗经》的男女相爱,有一句话要注意的,孔子在《礼记》中提到人生的研究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(上面也曾提到)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,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,偏偏谈到最起码的、很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。我们曾经说过,一般人引用的“食色性也”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,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,两人的话相近,但观念完全不同。男女饮食不是“性”也,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,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 。一个人需要吃饭,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,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,不但人如此,生物界动物、植物都是如此,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。

说到这里,我们就联想到,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,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,影响了这个时代;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,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,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,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,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。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,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。比如西方的存在主义,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,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,来看历史文化(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,是男女性行为的性。)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,就是一种性冲动,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 心理。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,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,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。甚至许多戏剧、电影 故事,总要插上一些性——医学上的性;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——爱,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、结上领带,好看一点,也礼貌一点而已。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,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?孔子也早已提出了,所以《诗经》第一篇选了《关雎》,根据“饮食男女”的基本要求,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,所谓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,所有社会一切的发展,都由性的问题开始。

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,他有一个新发现——“性非罪”论要提出讨论,他所指的这个“性”是狭义的,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。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,他把文章留下来,后来函电催问,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,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,大概谈了一下,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。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。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?这个本能又是什么?不过我告诉他,世界上的宗教家,都认为性是罪恶的。中国文化中,过去的思想——万恶为首;西方的基督教思想,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苹果,一点事都没有,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苹果,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。曾经听过一个笑话,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苹果而来的:第一个苹果是亚当夏娃吃了,闯了祸,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。第二个苹果,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,中国人吃了很多苹果都不晓得。另外半个苹果,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。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苹果的笑话,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。

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,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看孔子,他可以说是哲学家、宗教家,又是教育家。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“家”、什么“家”都可以给他加上。反正孔子,集中国文化之大成。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——大成至圣先师,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,给他加上了一个“家”字,反而不是大成,而是小成了,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。

孔子认为“关关雎鸠”男女之间的爱,老实讲也有“性非罪”的意思在其中。性的本身不是罪恶,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,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,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。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,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。大家试着研究一下,这个道理对不对?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,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只要生命存在,就一定有这个大欲。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,就是罪恶。孔子就是这个观念,告诉我们说,关雎乐而不。大家要注意这个“”字,现代都看成狭义的,仅指性行为才叫,在古文中的“”字,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:者,过也,就是过度了。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,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,把人家累死了,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:“也”;又如雨下得太多了,就是“雨”。所以关雎乐而不,就是不过分。中国人素来对于性、情及爱的处理,有一个原则的,就是所谓“发乎情,止乎礼。”现在观念来说,就是心理的、生理的感情冲动,要在行为上止于礼。只要合理,就不会成为罪恶,所以孔子说关雎乐而不

但《关雎》这篇诗中,也有哀怨,我们看这一篇诗,很好玩的。虽然只有几个字,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,就够露骨的了。它最后说:“求之不得,辗转反侧。”这个求,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!追呀!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!睡不着还在床 上翻来覆去打滚哩!但古文用“辗转反侧”四个字都形容尽了。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,尽管哀怨,并不到伤感、悲观的程度。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,合乎中道。

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,但在许多地方,听到播放日本音乐,只要他一开口,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。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,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。不管它怎么变,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,哀怨中有悲怆,悲怆中有哀怨。

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,能不能做到乐而不,哀而不伤呢?恐怕还没有做到。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,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,必须深切地反省。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,随即谈到诗的问题,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“诗”的感情,从政更要把握“诗”的情操。

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

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:

哀公问社于宰我。宰我对曰:夏后氏以松,殷人以柏,周人以栗。曰: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: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。

宰我是孔子的学生,他白天睡觉,挨了孔子的骂。这个问题,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。

鲁哀公问社。什么叫社呢?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,有形的社稷坛,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,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。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,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,几十年来,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,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。相对的,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 ,或者负了国家外 任务出去,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到别的国家,就要随他们的礼俗,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。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,也是现代国际上外 的礼貌。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,当他到每一个地方,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,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。这点他实在很聪明。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,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,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,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。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。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,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。英国总督出门,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(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,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,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),总督立即停车,下来站在路边合十,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。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,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。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。

现在回到本文,哀公问宰予,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?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,殷朝栽的是柏树,周朝栽的是栗树(有如现在的国花,是国家的标志。)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,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,战战兢兢。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,报告见哀公的问答,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。就周朝而言,孔子觉得文王、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,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,但对前辈的圣人,不好意思多加批评,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,再说也没有用。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,既成事实,劝也劝不转来了,过去了何必追究呢?

孔子这番话,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,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,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。这是怎么说的呢?因为社稷坛种的树,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、国家精神的标志。宗教方面也不例外。基督教的十字架,佛教的莲花。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,有虎、有狮;印度人用的是飞禽;美国人用老鹰,也不太好;中国文化则用龙,龙是水、陆、空三栖的东西。对于文化的标志,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,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。过去有一位朋友,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。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,说起此事,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,否则我第一个反对。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,又名杜宇;也是鸟名,又名子规,又叫望帝。唐人的诗所谓: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,有一个神话故事,上古时蜀国亡,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,魂不散,变成杜鹃鸟,昼夜啼哭,泪枯血出,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。这一些事,和《易经》的谶纬之学也有关系的。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,有时候关系很大,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,不能不注意,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。不过他也只好说“成事不说,遂事不谏,既往不咎”了。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,必须注意这些事情,这也是学问。

责备贤者

子曰:管仲之器小哉!或曰:管仲俭乎?曰:管氏有三归,官事不摄,焉得俭!然则管仲知礼乎?曰:邦君树塞门,管氏亦树塞门。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,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礼,孰不知礼?

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,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,他曾经赞叹过,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,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。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,这话也是对的。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,但未能走入王道,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。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。但是有人就问,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?他的政治思想、经济思想,都够得上俭的。这里的“俭”字,正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中所说“俭以养德”的那个俭字一样,包括了许多东西。我们提到俭字,再看看老子思想,老子说他有三宝:“曰慈,曰俭,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老子再三提到俭,孔子也再三提到俭,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,上面谈到诸葛亮时,已经介绍过了。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“沉默寡言”,就是一个人“俭”德的描写。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,讲出来一两句话,扼要简单,解决了一切问题。既不沉着,话又多的人,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。

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,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,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“俭”德的修养。可是孔子的答复,从个人来说,以管仲有三归之堂,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。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,就是说他的宰相府,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,可见他还不够俭朴。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、节省,是皇帝中有名的,一件袍子,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。后来景帝、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,就是他打下的基础,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。所以管仲的生活,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。另外在公事上,孔子又说他“官事不摄”。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,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。只知因人设官,重重叠叠设置了太多的部门,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,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,那他怎么算得“俭”呢?

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,要真正处理好公事,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,法令也不可繁琐,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,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。

在管仲的俭德上,孔子有所批驳之后,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。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,懂礼是很重要的,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。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,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——塞门。(讲到这里,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,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,上面都写有“尔俸尔禄,民脂民膏。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。”这四句话,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。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,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 员骂清朝的杰作,改为“尔俸尔禄民,脂民膏下民;易虐上天难,欺欺欺欺欺”的笑话。)在中国的古礼,只有领人 、诸侯才可以有塞门,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,这就是不懂礼。其次国君为了外 的关系,有反坫之坛,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。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。就凭这两点,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,还有哪一个不懂礼?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,人人都懂礼了,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。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“礼”并称的“乐”了。

敲响了的活礼乐

子语鲁大师乐曰:乐其可知也。始作,翕如也。从之,纯如也,皦如也,绎如也。以成。

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。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,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,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。讲到这里,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,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。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,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。据朋友们说,目前在韩国,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——《秦王破阵舞》,以及《霓裳羽衣曲》的古琴曲调,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,同时把诗、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。除了韩国,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。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,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。相反地,故作自我解嘲的说,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,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,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,满不在乎的丢,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。

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。他非常谦虚地说,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——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。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。音响开始的时候,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,轻轻地舒展,慢慢地发声。跟着下来,由小而大,但是很纯正。后来到了高潮,激昂慷慨,或非常庄严肃穆,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,但还是余音缭绕,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。这便是成功的音乐。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,请教的态度,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。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,的确是问题很大,中不中、西不西;轻薄有余, 柔敦厚不足,实在可叹。不过一切文化,今日都处在古、今、中、外的巨流涌变之间,始终未定。旧的已经打倒,新的如何建立,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。

仪封人请见。曰:君子之至于斯也,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出曰:二三子,何患于丧乎?天下之无道也久矣,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

仪是一个地名。古时的这个“封”字,是指的封疆。所谓“封人”,是管诸侯国界的人。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,是管土地、管地政的人。他来请见孔子之时,从字里行间看来,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。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,他说,有道德、有学问的人,到了我们这个地方,每个人我都见过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说,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,像我这样的人,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。他说了这番话以后,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,就安排了一个机会,让他去见孔子。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。他出来以后,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: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,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。天下乱了这么久,文化已将凋零,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。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,你们不要担忧了。古代木做的铎,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,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罄一样。

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,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《八佾》篇中。画龙点睛,别有用意。

跟着是:

子谓韶:尽美矣,又尽善也。谓武:尽美矣,未尽善也。

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。韶是舜乐,代表那个时代,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,他说很好,很美,也很善。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,真、善、美的价值都具备了。但武王时代的音乐,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,好是好,美是真美,可不能说它是至善。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,都有点遗憾的味道。

衰世的通病

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,所以我说《论语》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,是完整的。《八佾》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。那么,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,就特别有韵味了,例如:

子曰:居上不宽,为礼不敬,临丧不哀,吾何以观之哉?

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,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,最怕在上面的领人 以及各级单位主管,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,这是很严重的偏差。讲到这里,我们看中国历史上,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。什么是刻?所谓“察察之明”,为人太过精明,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。因此,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,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。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: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,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,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,收复两京,迎唐明皇还都。郭子仪也因功封王。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。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,郭子仪的儿子说,公主有什么希罕,你父亲的天下,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,还有你公主当吗?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。公主气了,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。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,也吓坏了,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,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。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,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,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,要她先在宫里休息。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,不但不生气追究,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?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。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!他对郭子仪说,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,你去管他干嘛呢?“不痴不聋,不做阿姑阿翁。”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。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“察察之明”,下面部下就难为了。

前几天,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,他来看我,我告诉他一句话:历来做法曹的最怕“深文刻法”。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。什么叫“深文刻法”?就是根据条文,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,在鸡蛋里去挑骨头,真是要了命。虽然法律的条文,完全合于逻辑。但有时是不合道理、不合情理的,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,举个例子来说,法律规定,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,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,小偷可以告你伤害,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,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。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,搞法律的人,就怕深文刻法,都讲逻辑,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。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,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:“公门里面好修行”。否则的话,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、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。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,别人就省了气力,同时也消弭了怨气,这就是道德。所以“居上要宽”,要求别人过严,别人没这个本事;天下无全才,不必求之太严。如果要求过严,希望别人都是圣人、全才。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,而防他又如防土匪,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。这是不可以的,切记居上要宽。

为礼要敬,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,上面对下面的爱护,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。而且都要敬,就是都要做到诚恳、真挚,不真诚没有用。天天行个礼很方便,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,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。同样的,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,也要有诚敬之心,假的关怀没有用。

临丧不哀,以前讲过,我们到殡仪馆吊丧,没有一点哀戚之意,毫不相关,何必去呢?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,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,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,也是属于“临丧不哀”的一种情况。

孔子提出来这三点,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,孔子讲这些话,都是开药方。当时有这种坏风气,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。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,就没有什么可看了,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。实际上我们看历史,每到衰乱的时候,都有这种情形,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!《八佾》这一篇,把前后对照起来,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,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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