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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政第二

论语别裁 | 作者:南怀瑾 | 更新时间:2017-05-10 22:46: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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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不谈政治

第一篇《学而》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,接着下来第二篇《为政》则是讲学问的外用。

不过提到为政,有一点要注意: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,许多人认为《为政》是孔子的“政治思想”,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,称之为“政治哲学”。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,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。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“政治”,孔子只说“为政”,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。站在学术的立场,态度要非常严谨。我们常说一句话:“在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,要服从真理。”作学问的立场,就是“在学术面前,态度要非常严谨,服从真理。”孔子只讲“为政”,不谈政治;“政治”如国父所说的:“管理众人的事。”孔子所提的“为政”是教化,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,不能看成是教育。教是教育,化是感化,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,而叫作风化。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。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。因此第二篇《为政》,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。

大政治家的风范

子曰: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,而众星共之。

“共”即“拱”。这几句话,表面上看来,非常容易懂。孔子提出来,为政最重要是“德”。说到这里,我们要注意,春秋战国时代,“道德”两个字,是很少连起来用的,那个时候,道是道,德是德;魏晋南北朝以后,到唐宋之间,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,变成一个名词为“道德”;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,都当成讨厌的名词。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。所以我们要知道,秦汉以前,德是德;而“道”与“天”,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、最难于解说的两个字,同样的有无穷意义。有时候“道”字,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;有时候是道路之道,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,像《孙子兵法》:“兵者诡道也。”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;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。“天”字也是这样,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。在同一本书,甚至在同一句里,前后的道字,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。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,其实也是长处,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,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,用刀刻到竹简上,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。

再说到这个“德”字的意义,过去“德”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。古时人解释“德者得也”。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“为政以德”,是好行为的成果,也和后世讲的“道德”意义差不多。如果不作深入研究,一般在学校里,就告诉学生,这里的“德”就是“道德”,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,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。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“德”字,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星辰知多少

第二个问题说到“北辰”。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。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——紫微、少微、太微,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。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。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,我们自己重新划过,不照西方的度数划,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,与我们不相干。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,或以台湾作中心,把经纬度再划过呢?而事实上,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。天体的分度为三垣、二十八宿,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,划分二十八个部分。为什么叫“宿”呢?这是指每天太陽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,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,这星座就是“宿”。这出来的星座,每个月不同,每半个月不同,每七天不同,所以分作二十八宿,又分为十二辰,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。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,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。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,在银河的北面,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,这七颗星连起来,像舀水的瓢,古时叫“斗”。现在的天文学,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。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,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,众星拱卫着它,每到晚上,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,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,名招摇二星,它的光最为闪烁,很容易看见。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。过去做大将的,要上通天文,下通地理,中通人事,无所不通,才能带兵。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,就拿行军来说,如夜间迷了路,即观星斗,不藉仪器,就可辨别出方向来。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,现在对于固有的“天文学”,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。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,我们不能不注意,一定要把它捡回来。

一年四季,天体星座的移动,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,跟着它,绕着它转动。不但一年四季,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,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。每天十二个时辰,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,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,固定的一种变动,不能错乱,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。

对于“北辰”我们了解了,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“为政以德”,内心有道,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。譬如北辰,有中心的思想,中心的作风,以道德的感化,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,只要发号施令,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,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。

刘备上了曹操的当

在军事思想上,大家都知道“万众一心”以及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这两句。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。有的人解释成“千万雄师千万心”,那就不太好了,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,这就是思想问题,思想一定要集中。“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”,是岳飞所提出的。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,所谓“山人自有妙计”,那就更糟了。我们研究起来,岳飞这句“存乎一心”的“一心”,就是“万众一心”的意思比较恰当。那么“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其次,我们知道,儒道两家的思想,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。大家都知道,老庄道家的思想讲“无为而治”,有些讲道家“无为而治”思想的人,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,什么都不管,就是“无为而治”。这完全搞错了,道家没有这个说法,是“无为无不为”。所谓“无为而治”是制其机先,看起来是没有事。譬如说,一个领导的人,一个主持的人,对任何一个方法,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,毛病出在哪里,先找到病源,把它疏通了,再不会出毛病,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。

讲到这里,说一个笑话,当年抗战期间,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,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,我问他:“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?”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,连鹅毛扇都不去拿,不会当军师。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他说:“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,我们怎么办?”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。他说:“不是我们要这样干,是邻县要这样干,把土匪赶来赶去,剿的次数多,功劳多,他们要这样干,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?”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,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,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。

天下事原来如此。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,以解释这个道理——这种无为而治,实在是太不道德。我们在政治学上,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,都看得出来,所谓“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”,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,是所谓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只要大将在那里,敌人就怕了,不敢动了,仗就打不起来了。这当然是了不起的。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,又是另外一件事了。所谓无为的道理,大致的要点也在此,孔子讲道德的政治,就是这一个道理。

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?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,有一句话叫“经史合参”。什么叫经呢?就是常道,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,在任何时代,任何地区,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。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,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,所以称为“经”。而“史”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、社会的变迁。我们要懂得经,必须要懂得史。拿历史每个时代、每个社会来配合。这样研究经史,才有意义。譬如孔子说的“为政以德”,表面上看起来,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。其实不是的。我们读历史就知道,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,我们后世称它为“春秋时代”,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,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《春秋》,后来“春秋”成了历史的代名词。在孔子前后,有人写了历史,都称春秋。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“春秋”而不称为“冬夏”呢?照理冷就是冷,热就是热,称冬夏也无不可。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“春王正月”——后世把“春王正月”读成一句话,是读错了。所以我们再三讲,读古书要注意的,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,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,很艰难,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。这个“春”是春季;“王”是中央政府,是周朝;“正月”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;而成为“春王正月”——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,这是不对的。

刚才提到,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,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,讲世界科学史,乃至讲科学,一定先研究天文。要讲天文,则中国的天文,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。在全世界而言,是一马当先的。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,而中国的数学,六千年以前,也很发达。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《易经》的时候,再讨论它。

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——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,冬天太冷,夏天太热。讲昼夜,白昼在冬天太短,在夏天太长,都不平均。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,“春分”“秋分”两个节气,就是在经纬度上,太陽刚刚走到黄道中间的时刻,白昼黑夜一样长,气候不冷不热很 和,所以称历史为春秋。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,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,社会、政治的好或不好,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平上来批判。拿现在的观念来说,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,你当了多少年皇帝,对得起国家吗?你做了多少年官?对得起老百姓吗?都替你称一称。历史叫作“春秋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从台风了解人生

我们看了《春秋》,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,孔子在《易经》的《系传》上说:“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所由来者,渐矣。”当孔子写《易经·系传》的时候,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。但是孔子认为“非一朝一夕之故”——不是一天所形成的。道家的庄子说:“飓风起于萍末”,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、福建话所讲的台风,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,也叫台风。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,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,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,稍稍动一下,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,慢慢大了,变成台风。道家这句话是说,个人也好,家庭也好,社会、国家、天下事都是一样,如果小事不在乎,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。“飓风起于萍末”,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。所以孔子在《易经》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,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,几乎没有偶然。平常听人说:“这个机会很偶然”,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。

以中国文化《易经》的道理来说,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,有很多因素的。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,“这多么偶然!”但仔细分析,一点不偶然,它的前因是什么?因为他走出门来了,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,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。或者说,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,这该是偶然了吧?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,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!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,掉下来的钱,也不会是他的了,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,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。因此这些都是因素,“其所由来者,渐矣。”都是慢慢转变来的。《易经》告诉我们,天下的事,没有突变的,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,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,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。

我们懂了《易经》这几句话,孔子著《春秋》,正是赶上那个时代,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,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,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。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,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。

司马光说:“今晋大夫暴蔑其君,剖分晋国(指赵、魏、韩三家分晋),天子既不能讨,又 秩之,使列于诸侯,是区区之分不得守,而并弃之也,先王之礼,于斯尽矣!”

又说:“天下以智力相雄长,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,社稷无不泯灭,生民之类,糜灭几尽,岂不哀哉!”

顾亭林说:“春秋时犹严祭祀,重聘享,而七国则无其事矣!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,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!邦无完 ,士无完主,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,史之阙文,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,不得始皇之并天下,而文武之道尽矣!”

从上面的记载,说明了春秋战国当时社会之乱,变乱是不得了的。当时,大家重视权利的斗争,社会秩序之乱,文化的衰败,与我们现在有些地区的社会情况相比较,几乎有相同之处。孔子面对这个动乱,非常担忧,因此他说为政,权力是没有用的,唯“德”而已。

圣人也势利吗?

讲到“德”,第三个观念来了,我们看中国历史,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这样推崇?以前我有一个老朋友,他比我大几十岁,是我的忘年 ,四川人,自称为“厚黑教主”的李宗吾,此人当系大家都知道的。他本人道德非常好,就喜欢故意骂人,我劝他少骂人一点,不要提倡厚黑学,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,脸厚心黑,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,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?他说:“揭开吗?你搞错了,我是拉开坏的一幕,教人看后面真的。”李宗吾对历史非常怀疑,他说圣人靠不住,为什么专推崇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这些成功的人?不成功的就没有圣人吗?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“对圣人的怀疑”。这位老兄,专写反面文章,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?他说:“老弟,你不知道,我和爱因斯坦同年,我那位同年发明了相对论名闻世界了。我呢?当个厚黑教主还没有当好,所以我非要调皮一下不可。”此人很妙,我认识他时,他已六十多岁,整天不吃饭,老喝酒,喝酒就饱。精神、道德都很好。

讲到这里,再回头讲正题,孔子为什么推崇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等?第一,有道德思想,没有德业的成果,只能说他有道,不见得有德。有道德的思想,又有德业的成果,道与德配合,才叫“道德”。

历史上,道家、儒家都提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,是因为那时谈到“为政”,讲究“德”字,到秦汉以后,只讲事功,所谓“三王之治在道德,五霸之志在事功。”王、霸之不同在于此,等而下之,连霸业都谈不上,连事功都没有,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。

这几句话虽然简单,解释起来,却有一大堆的意思,我们把它整个了解了,就晓得它的价值了。

悠美的情歌

子曰: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

所以有人说《论语》要重新编排,他们看《论语》看到这里就说:“讲为政讲得好好的,为什么又突然讲到文学上去,而讲起诗来了呢?还不是编错了,编乱了吗?应该把它拿出来,照现在西方办法,逻辑的整理一番。”我说:“逻辑?!大概是把它逻过一下,再辑一辑吧?”只好为他们的主张作如是解释。殊不知《论语》已经编得非常完整了。

为什么在《为政》里谈这个问题?

“诗三百”,是指中国文学中的《诗经》,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,各个国家(各个地方单位)的劳人思妇的作品。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,为社会、国家在外奔波,一生劳劳碌碌的人。男女恋爱中,思想感情无法表达、蕴藏在心中的妇女,就是思妇。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。各地方、各国家、各时代,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,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说,而用文字记下来,后来又慢慢的流传开了。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,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,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,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騷?“其所由来者渐矣!”总有个原因的。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,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,其中有的可以流传,有的不能流传,必须删掉,所以叫做删诗书,定礼乐。他把中国文化,集中其大成,作一个编辑的工作。对于诗的部分,上下几百年,地区包括那么广,他集中了以后,删除了一部分,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,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《诗经》。

读《诗经》的第一篇,大家都知道的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,“追!”追女人的诗。或者说,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,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,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“给我一杯爱的咖啡”什么的,这“一杯咖啡”实在不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来得曲折、含蓄。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,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。上次提到过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人一定要吃饭,一定要男女追求,不过不能乱,要有限度,要有礼制。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,并不妨害风化,这也叫“为政”,正规的。那么他把文王——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,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,为什么呢?人生:饮食男女。形而下的开始,就是这个样子。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,长大了男人要女人,女人要男人,除了这个以外,几乎没有大事。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,强调世界进步,乃至整部人类历史,都是性心理推动的。

《诗经》归纳起来,有两种分类——“风、雅、颂”、“赋、比、兴”。什么叫“风”?就是地方性的,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,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、情感,所以《诗经》有《郑风》、《鲁风》、《齐风》等等。“雅”以现代用词来讲,是合于音乐、文学的标准,文学化的、艺术化的,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、艺术化。“颂”就是社会、政府公事化的文学叫“颂”。

作品另三种型态,一种是“赋”,就是直接的述说。其次是“比”,如看见下大雪,想起北国的家乡来,像李太白的诗: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,就叫“比”。“兴”是情绪,高兴的事自己自由 发挥;悲哀的事也自由 发挥;最有名的,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《过零丁洋》七律诗:“辛苦遭逢起一经,干戈寥落四周星;山河破碎风飘絮,身世飘零雨打萍;皇恐滩头说皇恐,零丁洋里叹零丁;人生自古谁无死?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这也就是“兴”。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,挽救那个时代,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,无限的情感,无限的感慨。这也就是真的牢騷,心里郁闷的发泄,就是“兴”。

诗的伟大

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?“一言以蔽之”——一句话,“思无邪”。人不能没有思想,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,引导走上正路就好,譬如男女之爱。如果作学问的人,男女之爱都不能要,世界上没有这种人。我所接近的,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,例如出家的和尚、尼姑、神父、修女,各色各样都有,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。我跟他讲,你是人,不是神,不是佛,人有人的问题,硬用思想把它切断,是不可能的。人活着就有思想,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,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,孔子的“思无邪”就是对此而言。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,不经过文化的教育,不经过严正的教育,不会走上正道,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,就为了“思无邪”。

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,要放到《为政》篇来呢?这不是次序乱了吗?一点都不乱,这就是“点题”了,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,先拿出来。

第一个点题:以现在的话来说,一切政治问题、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。只要使得思想纯正,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们知道,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,是思想问题。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,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。学校里所谓的哲学,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。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,苏格拉底怎么说,抄一节;孔子怎么说,抄一节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,自己什么都没有,这种哲学只是文凭!

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,要融汇古今中外,真正产生一个思想。可是,现在不止中国,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,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。

第二个点题:牵涉到人的问题。

中国史上,凡是一个大政治家,都是大诗人、大文学家,我常和同学们说,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,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,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。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,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,哲学家就是文学家,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,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。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,心理学就是心理学,生理学就是生理学,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,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,哪一本没有哲学?哪一样不是哲学?尤其文学更要懂了,甚至样样要懂,才能谈哲学,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。譬如唐初有首诗,题名《春 花月夜》中有几句说:“ 上何人初见月? 月何年初照人?”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,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,在文字上有多美!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,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,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,哲学多得很,譬如苏东坡的词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,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”不是哲学问题吗?宇宙哪里来的?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?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”他问的这个问题,不是哲学问题吗?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。此其一。

文史不分:中国历史学家,都是大文学家,都是哲学家,所以司马迁著的《史记》里面的八书等等,到处是哲学,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。此其二。

文政不分: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,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,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,他提倡的。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,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,他尽管不读书,却喜欢作对联。有个故事,朱元璋过年的时候,从宫里出来,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,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,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。一问是阉猪的,不会作对联。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:“双手劈开生死路,一刀割断是非根。”很好!很切身份。唐太宗诗好,大臣都是大文学家,如房玄龄、虞世南、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。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?因为在历史上,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。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,就变文人了,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,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。其次,像宋代的王安石,他的诗很好,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。所以中国文史不分、文哲不分、文政不分,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。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,他也会来一个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”别人还作不出来呢!不到那个位置,说不定作成:“台风来了吹掉瓦,雨漏下来我的妈!”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。换句话说,如西方人所说,一个真正做事的人,要具备出世的精神——宗教家的精神。此其三。

第三个点题: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?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?因为人生就有痛苦,尤其是搞政治、搞社会工作的人,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、有痛苦、有烦恼。尤其中国人,拼命讲究道德修养,修养不到家,痛苦就更深了。我经常告诉同学们,英雄与圣贤的分别:“英雄能够征服天下,不能征服自己,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,而征服了自己;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 给别人去挑起来,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。”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,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,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。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,西方人就付诸宗教;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,人人有诗的修养,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,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,自己作两句诗,就发泄了,把情感发挥了。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,一个为政的人,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、诗人的修养。我们看历史就知道,过去的大臣,不管文官武将,退朝以后回到家中,拿起笔,字一写,书一读,诗一诵,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。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。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,也差远了。

由此我们已了解,孔子说《为政》的“诗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,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,对于自己的修养,更要有诗人的情操,才能 柔敦厚,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。

穷哉法治

下面提出问题来了:

子曰: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

这个“道”是领导的导。刚才我们提出来,说孔子讲的为政,不是谈政治,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,他讲的是政治哲学,或说是政治的原理。他说领导一个国家,一个社会,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,再用法制来管理,“齐之以刑”,使大家不犯法,犯法就罚他。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,这样一来“民免”,一般人会逃避,钻法律的漏洞,而且他逃避了责任、法律及处罚,他还会自鸣得意,认为你奈何他不了,毫无羞耻心。这和道家老子讲的“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”的道理一样,法令越多,犯法的人越多。

因此孔子又说: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假如以道德来领导,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,“齐之以礼”,以礼教化。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,大家能自动自发,如果做错了,有那惭愧的心情,这样做到人人有耻,不敢做不道德的事,不要等到法律制裁,自己就很难过,这就是有耻。到了这种情形,则“且格”,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。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、道德的感化,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。不过,中国的政治,向来是道家、儒家、法家合用的。

孔子的自剖

下面更有趣了。

子曰: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

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,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,要作自我报告呢?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。他用简单几句话,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,艰苦奋斗的精神。他的身世很可怜,父亲去世的时候,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,对家庭,他要挑起这担子来,他的责任很重。他说十五岁的时候,立志作学问,经过十五年,根据他丰富的经验,以及人生的磨炼,到了三十岁而“立”。立就是不动,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,确定了,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。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,还有摇摆的现象,“四十而不惑”,到了四十岁,才不怀疑,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。还要再加十年,到了五十岁,才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。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,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。到了“六十而耳顺”,这里问题又来了,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,耳腔发炎吗?这句很难解释,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。可能是“六十而”下面有一个句读。如果照旧,“耳顺”的道理就是说,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,学问修养,到了六十岁,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,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,不生气,你骂我,我也听得进去,心里平静。注意!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,是很活泼,很明确是非善恶,对好的人觉得可爱,对坏的人,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,要这样平静,这个学问是很难的。然后再加十年,才“从心所欲”。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 ,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:“不逾矩”。我们上街去看看,这家包子做得好,就拿来吃,“从心所欲”嘛!行吗?要“不逾矩”。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。“从心所欲”——自由 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,所以“不逾矩”,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。

讲到这里,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、做事、做学问的经验,要放在《为政》篇里。这经验太重要了,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。

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,就是政治和军事。这两个东西,包罗万象,变动不居。从历史上看,古今中外的政治,专制、君主、民主 、集体,究竟哪样好?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?尤其现代的中国,几十年来,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,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,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来的,结果如何呢?所以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,要有经验,要多去体会。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,编到《为政》这一篇,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,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,并不简单,要效法他这个精神,在工作上去体会、了解它,才把这一段编到《为政》中来。

从上面几段,我们得到一个结论:不管是为政或做事,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。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?简单的四个字——“人情世故”。

讲到人情世故,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,这是很坏的事。如果说“这家伙太世故了!”便是骂人。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,几年前在《中央日报》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,说中国人什么都好,就是太重人情了。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,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,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,就能懂中国文化,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?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。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,所谓“人情”,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,提着一只火腿,前街送到后巷,左邻送到右舍,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,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。这只是情礼的象征,中国文化所讲的“人情”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。人情这两个字,现在解释起来,包括了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,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。

“世故”就是透彻了解事物,懂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“故”就是事情,“世故”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,要懂得人,要懂得事,就叫做人情世故。但现在反用了以后,所谓这家伙太“世故”,就是“滑头”的别名;“人情”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。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,尤其外国人写的更不对。

为政以“德”为本,再以学来培育“诗”的 柔敦厚精神,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?不然!不然!就好像一个军人,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,但是连槍怎么放都不会,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,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,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。所以《论语》行文的气势,轻轻一转,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。也就是告诉我们,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。

我曾讲过,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,最简单扼要的,不外中国的四个字——“安居乐业”。所有政治的理想、理论,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;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,如何能乐业。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“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”这八个字,现代一般人看来,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。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,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,对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、任何时代来说,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。而这些老古董,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。

车上的一课

接下来,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,似乎有了问题了,因为下面接着是说:

孟懿子问孝,子曰:无违。樊迟御,子告之曰:孟孙问孝于我,我对曰:无违。樊迟曰:何谓也?子曰: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。

如此一节,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,就把它圈断了;这是后人圈的,是不对的,上加一圈,下加一圈,结果就变成了教条。其实它是连贯的,也就是前面“为政以德”的引申发挥,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,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,中国自古以来,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,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。

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,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,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,他是鲁国的大夫。当时的“大夫”,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,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。勉强比,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,通称作“大夫”。“大夫”是官阶,不是官职。中国这些官阶职务,历代都有变动的。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,必须读“十通”或“三通”——通志、通献、通考。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、官职的演变、一切的演变,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 义思想,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,都与“三通”、“十通”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。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,顺便提到的。

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,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,这一段问答,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,或以后说的,就很难考证了。孔子当时在国际——诸侯间——的地位也很特殊,是一位突出人物。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,孔子只告诉他“不要违背”。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,孔子讲话非常滑头。不要违背什么呢?没有下文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,接下来,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。我们看《论语》,深入了,很有趣味,像看小说一样,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。

“樊迟御”——樊迟是孔子的学生,名叫樊须,字子迟,小于孔子三十六岁,是年轻的一辈。“御”是驾车。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,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,孔子说“不要违背”,就只有这么一句话。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,因为请不起司机,都是学生来服务。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,不像现在的汽车,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,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,很不容易的。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,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,开动了车子,在途中,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,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。

“子告之曰”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:“孟孙问孝于我,我对曰:无违。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,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,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,还算好的一个人,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,便只称他的号。孔子说,他问我什么叫作孝,我答复他“无违”,不要违背。“樊迟曰:何谓也。”从这一句话,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,学生正在前面驾车,静静的,没有开腔,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,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,樊迟一听,回过头来说,老师,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。“无违”,不要违背,这是什么意思?

于是孔子说,没有什么,很简单。“生,事之以礼。”这个“事”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。孔子说,当父母活着的时候,我们要孝敬他——“事之以礼”。怎么叫以“礼”事之呢?很难说了,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。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、爱护。(这一切道理,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“礼”的机会,在这里暂不详述。)又说:“死,葬之以礼。”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,看到这个礼字,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。去世以后则“祭之以礼”。我们研究这一段,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,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《论语》里,到底有什么意义呢?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?

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,再看下一段,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。

下面跟着记载的,是孟武伯问孝。

孟武伯问孝。子曰:父母唯其疾之忧。

孟武伯是何许人也?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,他是“世家公子”。这又牵涉到什么是“世家”,古代的制度,和现代两样,尤其在春秋时代,与印度、欧洲古代又不相同。所谓“世家”就是作官的,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,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,即所谓的封建时代。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,不是永久的,谁家不好,就被除掉。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“世家”,长子有继承权,第二以及第三、四、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。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,是正统的世家公子。父亲刚刚问了孝道,(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,不过编书的人——孔子的学生们,硬要把它编在一起。)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,孔子的答复,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。

孔子说: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,那种忧愁、担心,多么深刻,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。

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!这句话,我们要这样说,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。这种情形是,自己要上班,家里钱又不够,小孩病了,坐在办公室里,又着急,又出汗,又不敢走开,可是心里记挂着。这种心境就是“父母唯其疾之忧”。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,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,那种程度的关心,才是孝道。

以孝治天下

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,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。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,尤其儒家更讲孝道。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,加上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等,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。《孝经》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,我们要研究孝道,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《孝经》,《孝经》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?不单是对父母要孝,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,爱天下人,谓之大孝。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,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,所以后来发展下来,唐宋以后的论调:“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”一个人真能爱父母、爱家庭、爱社会,也一定是忠臣。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。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,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?这大有问题。关于忠字有一点,是古人讲的:“慷慨捐躯易,从容就义难。”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,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,打起来,不是你死就是我死,脾气来了,真是勇敢,视死如归;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,这就要考虑了,“从容”——慢慢的来,看他愿不愿意死,这就很难说了。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,要有真感情,真认识的人,才能够尽忠。

因此,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话不同,孟懿子是从政的人,孔子相当尊敬他,答话就比较含蓄,只说:“不要违背”,不要违背什么呢?不违背天下人的意思,必须大孝于天下,就是这个道理。他知道这样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,这种说法,土话名之为“歇后语”、“隐语”,像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舅)”,“瞎子吃汤 ——肚里有数。”都是“歇后语”。讲了半天,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。他为什么这样答复?意思是说,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,既然是从政的人,对天下人要负公道的责任,视天下人如父母,那才是真孝,这是大臣的风度。所以“无违”,就是不可违反人心。

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,所以与樊迟的一段师生对白是“打丫头骂小姐”的用意,知道樊迟也一定不懂,不懂让他不懂,慢慢去传话,作间接的教育,所以等学生驾车时有这段对白。这种间接的教育,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。个人的孝道,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,是了不起的孝子;对国家大事,能够做到“无违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。

但是他对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的问孝,答复就大不同了,他说孝道很简单,你只要想到当你病的时候,你的父母那种着急的程度,你就懂得孝了。以个人而言——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,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,父母那么着急,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,就是孝;换句话说,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,将来一定会当政的。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,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“不知民间之疾苦”。所以为政的道理,要知道民间疾苦,晓得中、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哪里。所以爱天下人,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,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,你将来从政,必须记住这个道理。这两段穿插在《为政》篇中,用得很妙。

当然,世家公子不知民间之疾苦,往往是失败的,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,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,他说:“何不食肉糜?”他就不知道连饭都吃不上,哪里吃得到比饭还不容易的肉糜。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。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一个结论,凡是创业的帝王,都了不起,两三代以后的皇帝“长于深宫寺人女子之手”,连米从哪棵“树”上长出来都不知道的这一类皇帝,我代他创造了一个名称,叫他们为“职业皇帝”,他天生的一定当皇帝。这些“职业皇帝”往往犯一个心理毛病——自卑感,他们非常自卑。所以历史上“职业皇帝”非常糟糕,对于文臣,反感他学问比自己好,对于武将,他也要反感,觉得武功不如人,所以“职业皇帝”往往是做出杀戮重臣、罢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,注定了他的失败。

同样的,除了帝王政治以外,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,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,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,更是不能马虎。

然后,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。中国文化,对于家庭教育来讲,素来就有以“忠孝传家”相标榜的,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,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。中国这个民族,这个国家,与欧美各国都不同。所以这几天,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,大谈欧美情形,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,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,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,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。我告诉他们,研究西方文化,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,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,谈不上什么,要从整个欧洲去看;而研究欧洲文化,必须研究希腊文化,从雅典、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。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,中国这个国家,因为地理环境影响,能够“以农立国”,欧洲做不到,尤其希腊做不到,他们要生存,必须发展商业。过去欧洲的历史,在海上的所谓商业,看得见就是做生意,看不见时就做海盗,所以十六世纪以前,西方缺乏财富,穷得一塌糊涂。十六世纪以后,抢印度、骗中国,黄金才流到西方去,所谓西方文化、经济发展等等,原先都是这样来的。

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以后,再回头来看中国,中国以农立国,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,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。三代以后,由宗法社会,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。一般讲的封建,是西方型的封建,不是中国的封建,把中国封建的形态,与西方文化封建的隶制度摆在一起,对比一下,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,完全搞错了。中国的封建,是由宗法形成的。因为宗法的社会,孝道的精神,在周以前就建立了,秦汉以后,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,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,那么家族的孝道,把范围缩小了,但精神是一贯的。这个孝字,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,是人情世故的扩充,把中国这个孝字,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,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是在西汉以后,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。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,他就是晋朝的大臣。晋朝以后,南北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一直下来,都是“以孝治天下”。我们看历朝大臣,凡是为国家大问题,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,所提供的奏议,很多都有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的话,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,然后该“如何如何”提出建议,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、优点。

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,我们关起门来研究,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。谁做了呢?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。

康麻子的教孝教忠

我们看历史,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因果律,如清朝,孤儿寡妇 率领三百万人,入了中原,统治了四万万人,最后清朝完了,又仍然是孤儿寡妇 ,夹了一个皮包,回到关外去了。一部历史,怎么样开始,就是怎么样结束,好像呆板的。古今中外的历史,也几乎完全是跟着循环往复的因果律在演变。清朝孤儿寡妇 入关以后,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,不过这是清朝一个大疑案,有一说顺治没有死,出家去了,这是清人历史上不能解决的几大疑案之一。接着康熙以八岁的小孩当皇帝。到十四岁,正式亲政。老实讲,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,要统治这样庞大的四万万人的中国,是没有办法的,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,康麻子——康熙脸上有几颗麻子的——十四岁开始统治了中国几十年,(康熙八岁当皇帝,十四岁亲政,六十九岁去世,在位六十一年。)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。当时,中国知识分子中,反清复明的人太多了,如顾亭林、李二曲、王船山、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,尤其是思想上、学说上所作反清复明的工作,实在太可怕了。结果呢?康麻子利用中国的“孝”字,虚晃一招,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。满清的入关,有三部必读的书籍,哪三部书呢?满人的兵法权谋,学的是《三国演义》,还不是《三国志》,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《三国演义》。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,是在背地里读的——是《老子》,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《老子》,现在已经问世,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,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,都要熟读《老子》,揣摩政治哲学。另一部书是《孝经》。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。说到这里,诸位读历史,可以和汉朝“文景之治”作一比较,“文景之治”的政治蓝本,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——“内用黄老,外示儒术。”这么一来,康熙就提倡孝道,编了一本语录——《圣谕》,后来叫《圣谕宝训》或《圣谕广训》,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。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?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,祠堂中有族长、乡长,都是年高德劭,学问好,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。每月的初一、十五,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,宣讲圣谕,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、做事的道理,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,尤其提倡孝道。进一步分析,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。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,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、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?所以康熙用了反面,用得非常高明。此其一。

其二: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,和顾亭林一样,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,他讲学于关中,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,经常往陕西跑,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。康熙明明知道,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,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。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,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,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,是当代圣人,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。当然,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,所以李二曲称病,表示无法接驾。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,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,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。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,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,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,就算投降了,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;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,于是躺到床 上,“病”得爬不起来。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,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,都跟在皇帝的后面,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。康熙先打听一下,说李二曲实在有病,同时,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,敷衍一下。而康熙很高明,也不勉强去李家了。否则,他一定到李家,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,则非杀李二曲不可。杀了,引起民族的反感;不杀,又有失皇帝的尊严,下不了台,所以也就不去了。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,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,又 待地方官,要妥为照顾李二曲。还对他们说,自己因为作了皇帝,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,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 ,实在很有福气。康熙的这一番运用,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,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。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,是后世的人,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,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,所以孔家店被打倒,孔子的挨骂,都太冤枉了。

实在讲,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,要说它对的理由,很多很多,现在是讲《论语》,不在本题外说得太多,只在这里提一下,就可以了解“孝”可以治天下。由各人的孝父母,扩而充之爱天下人,就是孝的精神。这个精神的更深处,我们再看一下《孝经》,就了解了。

晚娘面孔难为人

再下来是:

子游问孝。子曰: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,皆能有养。不敬,何以别乎!

子游是孔子的弟子,姓言,名偃,子游是字,少孔子四十五岁。他问孝,孔子讲解很明白,他说现在的人不懂孝,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,有饭给他们吃,像现在一样,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,就是孝了。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,寄来了的,老太太老先生虽然在家里孤孤独独,“流泪眼观流泪眼,断肠人对断肠人。”但看到五十元还是欢欢喜喜。所以现在的人,以为养了父母就算孝,但是“犬马皆能有养”,饲养一只狗、一匹马也都要给它吃饱,有的人养狗还要买猪肝给它吃,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,就不是真孝。孝不是形式,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。

这里我们看出来了,孔子对学生讲孝道与答复从政的人讲孝道完全两样,所以我们证明孔子前两段话是歇后语,用隐语的。

至于接着下面讲孝道:

子夏问孝。子曰:色难。有事弟子服其劳,有酒食,先生馔。曾是以为孝乎?

子夏来问孝,孔子说色难。什么叫色难呢?态度问题,上面讲不敬何以为孝,就是态度很难。他说:“有事,弟子服其劳。”有事的时候,像我们做后辈儿女的,看见父母扫地,接过扫把来自己做。“有酒食,先生馔。”(先生是现代的一般称呼,古代对前一辈的人都尊称为先生。)有好吃的,就拿给父母长辈吃。“曾是以为孝乎?”(“曾是”是假定的意思)你以为这样就是孝吗?替长辈做了事,请长辈吃了好的,不一定就是孝了,为什么呢?“色难”。态度很重要,好像我们下班回家,感到累得要命,而爸爸躺在床 上,吩咐倒杯茶给他喝。做儿女的茶是倒了,但端过去时,沉着脸,把茶杯在床 前几上重重的一搁,用冷硬的语调说:“喝嘛!”在儿女这样态度下,为父母的心理,比死都难过,这是绝不可以的。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,这是属于内心的;第二个则是外形的色难,态度的。

为什么这两节放在这里呢?这就包括了君道、臣道。一种是做人长官,领人 的;一种是做人部下,配合别人的。所以我们谈为政之道,也是“色难”,也是“不敬,何以别乎?”我们爱护部下,态度很难。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,天生就很威严,有一天他问魏征,为什么这些大臣们,当着他的面都不讲话。魏征就告诉他——也只有魏征敢和他这样讲——陛下自己不知道,因为陛下很威严,大臣们看见你后,心理上先就怕了,所以讲不出话来。唐太宗听了这话以后,就去对着镜子学笑,见了人就笑,慢慢使自己的态度变得和蔼起来。所以为政之道,也是色难。有时到机关中去,尤其邮政局或银行,许多人怕那里的面孔,譬如到邮局买一块钱邮票,邮局的柜台小姐,忙累得那个样子,给你邮票时,那种好像欠她多还她少的态度,实在叫人受不了。但替她想想也够可怜,坐了一整天,有些人对她还够噜苏。所以领导别人的,或者做部下的,都“色难”——态度不容易作好。内心上更难。“敬”——真爱人,不容易作好。所以把这两句孝道的话摆在《为政》篇中,也就是从政的修养与态度,这是真学问。你说你对部下是最爱护的,可是你对他开口就骂,把脾气都发在他的身上,发了脾气以后,对他再好也没有用了。

现在接下来讲孔子与颜回的谈话,包括了上面子游与子夏问孝道的,连起来放在《为政》篇里,是臣道与君道的理。

这一段是没有问题,单独记述出来的。

子曰:吾与回言终日,不违如愚。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。回也,不愚。

我们知道,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就是颜回,又叫颜渊,无论在道德或学问上,是孔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,所以孔子经常提到颜回。

讲到这里,我们说个笑话,我常常说年轻学生们没有办法自己写东西,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,从不写作东西,一个字也不写,他们的思想、学说,都是学生写。像释迦牟尼、耶稣都是自己不写东西,而由学生写。可是中国的两个圣人就惨了,最糟糕的是孔子,学生不大写,都是老师写东西捧学生的。老子也很可怜,只一个学生,也没写,自己写了五千字,这是中外圣人不同之处。今日我们所以知道颜回,也是孔子经常在他的著作里,提到他这位得意弟子。这一段话,提到颜回。他说,我和颜回谈话,有时谈了一整天,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意思,看起来笨笨的,但当他离开我而单独生活,不在我面前时,作人做事都会自己检讨自己,结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,还能更进一步发挥我的意思,由此看来颜回并不笨。

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又把这样一段话,编在这里呢?就是谈到《为政》这一篇书,上面两段的问孝,第一个是“敬”,第二个是“色难”,和臣道、君道都有关。现在以颜回的态度来讲臣道,上面对你讲话都答“是”,都是只有接受、服从。可是,光接受、服从,有时候反而有问题,不一定是对的,所以有了接受、服从的修养,还要“退而省其私,亦足以发。”再加以发挥,能够扩而充之,这才是事业的好干部,为政的人才。所以把颜回的个人修养,放在《为政》篇的这一段。

孔子也会看相

到了下面,文章就转了,正式谈为政的道理。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。

子曰: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,人焉廋哉?人焉廋哉?

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。

讲到观察人的道理,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,尤其现在很流行。这两种事,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,就是世界各国,有所谓意大利相法,日本相法等等。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,都很流行。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,那很早了。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,一般而言,中国人的看相,自有一套,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,麻衣、柳庄、铁关刀,乃至现代意大利、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、掌纹学,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,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。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,叫“神相”或“心相”,这就深奥难懂了。“神相”,不是根据“形态”看,而是看“神态”的;还有一种“心相”,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,绝对唯心(非西洋唯心的哲学),所以有几句名言:“有心无相,相由心变。有相无心,相随心转。”一个人思想转变了,形态就转变,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,是怎么知道的呢?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,他心里发脾气,神经就紧张,样子就变了。所以,看相是科学。有人说,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,印堂——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——很宽就是度量大,这是什么道理?有人天生的性格,稍遇不如意事,就皱眉头,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,这是当然的道理。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,因为他露牙齿,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来,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,当然健康要出问题。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,都是这样的,但是古人看相,很多人是知其然,不知其所以然。问他什么原因,他说:“是书上说的。”实际上,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。有人说,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,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——曾国藩家书,其他的没有了,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,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——《冰鉴》这一部书。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,不同其他的相书。他说:“功名看器宇”,讲器宇,又麻烦了。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,这是与文学连起来的,这“器”怎么解释呢?就是东西。“宇”是代表天体。什么叫“器宇”?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。勉强可以如此解释。中国的事物,就是这样讨厌,像中国人说:“这个人风度不坏”。吹过来的是“风”,衡量多宽多长就是“度”。至于一个人的“风度”是讲不出来的,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,但是也很科学,譬如大庭广众之中,而其中有一人,很吸引大家的注意,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,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,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,这就叫“风度”。

“功名看器宇”,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,要看他的风度。“事业看精神”,这个当然,一个人精神不好,做一点事就累了,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?“穷通看指甲”,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,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?绝对有关系。根据生理学,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,钙质不够,就是体力差,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。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,就知道这种人体 质非常弱,多病。“寿夭看脚踵”,命长不长,看他走路时的脚踵。我曾经有一个学生,走路时脚根不点地,他果然短命。这种人第一是短命,第二是聪明浮躁,所以 待他的事,他做得很快,但不踏实。“如要看条理,只在言语中”,一个人思想如何,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,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。中国这套学问也叫“形名之学”,在魏晋时就流行了。有一部书——《人物志》,大家不妨多读读它,会有用处的,是魏代刘劭著的,北魏刘昺所注,是专门谈论人的,换句话说就是“人”的科学。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,职业分类的科学,这些是从外国来的。而我们的《人物志》,却更好,是真正的“人事管理”、“职业分类”,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。有些人是事业型的,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,不要安排错了,有的人有学问,不一定有才能,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,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,是第一流的人,这种人才不多。

以前有一位老朋友,读书不多,但他从人生经验中,得来几句话,蛮有意思,他说:“上等人,有本事没有脾气;中等人,有本事也有脾气;末等人,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。”这可以说是名言,也是他的学问。所以各位立身处世,就要知道,有的人有学问,往往会有脾气,就要对他容忍,用他的长处——学问,不计较他的短处——脾气。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,而是他自己的毛病,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,与你何关?你要讲孝道,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,尊重他。我有些学生,有时也大光其火,我不理他,后来他和我谈话,道歉一番,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?先不要发脾气,只谈正题,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。他就笑了。

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?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《素书》,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,但它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。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,有很深的哲学见解,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,他并不是说眉毛长的如何,鼻子长的怎样,它没有这一套,是真正相法。眉毛、鼻子、眼睛都不看的,大概都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。孟子也喜欢看相,不过他没有挂牌,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,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;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;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;喜欢斜视的人,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。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,是孟子看相的一科,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“眼科”吧!

孔子观察人谈原则。“视其所以”——看他的目的是什么?“观其所由”——知道他的来源、动机,以法理的观点来说,就是看他的犯意,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,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,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。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,有人被控用刀杀人,这是有罪的,要偿命的。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,包可无罪。被告为了保命,就是上当受骗,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。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,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,将“用刀杀人”的“用”字,轻轻加了一笔,变成“甩”字,于是“甩”刀杀人,没有犯意,是无罪的。

还有满清时候,祭孔大典,凡是参加的人,是不得在祭典中东张西望,或转头回身说话的,否则就犯了“大不敬”,重则杀头,轻则坐牢,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。有一次,一位督抚率领部属祭孔,在部属中同僚有隙,某甲到皇帝面前,告某乙在祭典中回头说话,于是皇帝下命令督抚查明这件事。督抚一接到圣旨,惶恐得不得了,最后从部属中,找来了平日最讨厌的讼棍,被敲了八千两银子,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,讼棍还说白送了一个字,共有九个字:“臣位列前茅,不敢反顾。”这样答复上去,不但没有事,那个原告,也不敢顶上去了。因为追究下去,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,又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?有罪大家有罪嘛!一件要杀大官们脑袋的大案,就这样由讼棍用九个字,轻轻地平息下去了。

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“刀笔之吏,弄其文墨。”从政的人,都要了解这一点,公事办久了,从政久了,法律熟了,专门在笔杆上做工夫,害死人杀死人,比刀都厉害。

所以讲到这里,要“视其所以”,看他的动机、目的。“观其所由”,看他的来源,整个行动的经过。“察其所安”,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?能不能安于现实。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,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,已满头白发了,读书人,学问蛮好。刚刚退休,太太过世了,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,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,读书人本可看书,但是拿到书,就想睡觉,躺下来又睡不着——讲到这里,请青年朋友们注意,老年人很可怜,有几件事是相反的:坐着想睡,躺下来却睡不着。哭起来没有眼泪,笑起来把眼泪笑出来了。讲现在的事,当面讲当面忘,对过去的事,连小时候的都记得起来。讲他好话听不见,骂他的话马上听到了。这是老年人的惨状——因为他太无聊、寂寞,事事无兴趣,只好 了个女朋友,我劝他不必结婚了。他这种现象,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,心不能安,这是老年人,但是年轻人也一样。这是心理上的问题,一个人作学问修养,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,就大有问题。有些人有工作时,精神很好;没有工作时,就心不能安,可见安其心之难。

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,所以他说“人焉廋哉!人焉廋哉!”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。以“视其所以,观其所由,察其所安。”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,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。看任何一个人作人处世,他的目的何在?他的做法怎样?(前者属思想方面,后者属行为方面。)另外,再看他平常的涵养,他安于什么?有的安于逸乐,有的安于贫困,有的安于平淡。学问最难是平淡,安于平淡的人,什么事业都可以做。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,这个话怎么说呢?安于平淡的人,今天发了财,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;如果穷了,也不会觉得穷,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。所以安心是最难。以这三点观人,放在《为政》篇中,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。

接下来的一句话,是我们都很熟悉的。

子曰: 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

从文字上去解释,大家都知道,意思就是 过去,知道现在的,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师了。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释,只此而已,实际上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。“ 故”——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,譬如讲中国历史,上下五千年,二十五部大史,真不容易,倘使读历史的,目的并不在拿学位,那么为了什么呢?为了“ 故知新”,认识了过去,就知道未来,这样,“可以为师矣”,过去就是你的老师,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也。” 故而知新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因为前面的成功与失败,个人也好,国家也好,是如何成功的,又是如何失败的,历史上就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很多。刚才和人闲谈,就谈到过,现在这一代青年作学问很难,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国文化传统的根——过去,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新学问,不但是国内的事,国外的事也要清楚,古今中外都要了解,所以为政的人,更要注意这事,为政到底是要有学问的,所以“ 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”这样才真能师法过去的历史,判断未来新的事物的发展。

是什么东西

下面接着是:

子曰:君子不器。

如照字面翻成白话就很好笑了——孔子说:“君子不是东西。”提到这个思想,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实在了不起,个个懂得哲学,尤其骂人的时候更是如此。譬如说:“你是什么东西?”拿哲学来讲,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,因为人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,还搞不清楚嘛!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。

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因为“为政”要通才,通才就要样样懂。“不器”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,一个为政的人,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。从表面上看,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,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,演什么角色,就是什么角色。当演工友的时候,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,当演大官的时候, 和和就是作官,干哪一行就是哪一行。“君子不器”这个学问,就是成为了真正的通才,否则只有变成专才、专家。所以君子不器放在《为政》篇,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,换句话说:“允文允武”,也便是“君子不器”的说明。

《论语》在这里讲到了君子,什么是君子呢?下面提到:

子贡问君子,子曰:先行其言,而后从之。

儒家孔孟思想,经常提到君子,什么是君子?将来我们还要讨论到的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,在这里不发挥。我们这里只讲子贡问“君子”,孔子是怎么答复他的?孔子说,把实际的行动摆在言论的前面,不要光吹牛而不做。先做,用不着你说,做完了,大家都会跟从你,顺从你。古今中外,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,多半爱吹牛,很少见诸于事实;理想非常的高,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。所以,孔子说,真正的君子,是要少说空话,多做实在的事情。

接着下来,对于君子的涵义,又有一说:

子曰: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。

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?周是包罗万象,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,各处都到的。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,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,不是说对张三好,对李四则不好,这就不对了,这就叫比而不周了。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,合适一点,就对他好,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,就对他不好,就是“比”。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,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,我们对于人,好的固然好,爱他;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,因为他不好,所以必须去爱他,使他好。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,也就是宗教家,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,这就是“周而不比“,要周全,不能比附一方。“比”是什么呢?我们知道中国字,古写的篆文比字,是这样写的—— ,象形两个人相同,同向一个方向;而古文北字——就是相背,各走极端的象形字,所以“比”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,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。因此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呢?相反,是比而不周,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,什么事都以“我”为中心、为标准,这样就不能够普遍。

讲到这里,君子的道理还没有讲完:

子曰: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。

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,过去的历史,对于人才,有三个基本的原则,便是才、德、学。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——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——但没有才能。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,可以守成,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,好得很;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,冲出去,那他办不到,他没有这个才,他只有守成之才,没有开创之才。所以守成之才,偏重品德。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,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,那就是学,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。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,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。

讲到学问,就须两件事,一是要学,一是要问。多向人家请教,多向人家学习 ,接受前人的经验,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,便是学问。但“学而不思则罔”,有些人有学问,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,那么就是迂阔疏远,变成了不切实际的“罔”了,没有用处。如此可以作学者,像我们一样——教书,吹吹牛,不但学术界如此,别的圈子也是一样,有学识,但没有真思想,这就是不切实际的“罔”了。

相反的,有些人“思而不学则殆”。他们有思想,有天才,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,那也是非常危险的。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 作非为,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,结果陷于自害害人。

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,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 流、撞击,思想的彷徨与矛盾,情绪的郁闷与烦躁,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,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。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,悲叹穷庐,伤感“世风日下”、“人心不古”,大有日暮途穷,不可一日的忧虑;其实童稚无知,怀着一颗赤子之心,来到人间,宛如一张白纸,染之朱则赤,染之墨则黑,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——“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。”涂涂抹抹,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,烂污一片,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,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,还不是真的太保。我经常说,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。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,无论是做父母的,当老师的,或者领人 的,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。尤其是搞教育、领导文化思想的,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。

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,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,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。据我的研究,无论古今中外,每一个人学问、事业的基础,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,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,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。一个人的一生,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,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,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。所以我说历史文化,无论中外,永远年轻,永远只有三十岁,没有五千年,为什么呢?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,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,四十岁以后,就难得有新的发明,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,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,累积起来,就变成文化历史。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,正在五六十岁,可是他大半像苹果一样,就此落地了。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岁的阶段作接力赛,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,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,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。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?宇宙从哪里来的?人生究竟如何?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。因此,有了思想,还要力学。上面所说,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“罔”,没有用处;相反的,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,如青少年们,天才奔放,但不力学,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,由吸毒而裸奔,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。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,则“殆”,危险。

异端与偏激

接着下来是:

子曰: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

这是一个问题了。我们知道,“异”就是特别的,“端”也就是另外一头。但在宋儒以后,“异端”两字,就用来专指佛、道两家,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。

讲到这里,顺便提到一个问题: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——汉学。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,都称之为“汉学”,这是世界通称,成了习惯,已经没办法更正了。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。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,是指汉儒的作学问,注重于训诂。所谓“训诂”,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,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,为什么这样写?不过汉学很讨厌,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,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,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,也是令人头大的。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——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——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,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,这就是训诂之学。后来发展为考据,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,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。这些学问,为了一个题目,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。总之,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;在中国文化上叫“汉学”,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。汉学自汉武帝开始,就有“五经博士”,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,通了一经的就是“博士”,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,也是从汉朝开始的。所谓博士,就是专家。如《诗经》博士,就是《诗经》的专家。到了唐代以后,就慢慢注重文学了,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,也整理得差不多了。

到了宋代,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,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,他们提倡新的观念,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,儒家的学问断了,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。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,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孟子,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,把学说接上去了,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。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,创了所谓理学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,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,理学仍然非常流行,有一派自称新理学,讲儒学的学问。但很遗憾,他们还不成体系,仍旧不伦不类的。至于宋儒的理学家,专门讲心性之学,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,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?一半是佛家来的,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,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。所以,我不大同意宋儒。对于宋儒的理学,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,发现了这一点,就不同意他们。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,没有关系,可以告诉老李,这是向张家借来的,一点不为过。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,冒为己有充面子,还转过头来骂张家,就没道理了。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,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,一方面又批驳佛道。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,从宋儒一直下来,历代的这一派理学,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,受人批评,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。以后经过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,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,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,很难下一定论。有一本《四朝学案》,是讲宋、元、明、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。尤其到了明朝末年,理学非常盛行,所以清兵入关的时候,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,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:“平时静坐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。”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。平常讲道德、讲学问,正襟危坐谈心性,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——“临危一死报君王”一死了之,如此而已。不过话说回来,能够做到“临危一死报君王”已经很不容易了,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,未免太离谱了。因此,清初一般学者,对于此高谈心性、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。最著名的如顾亭林、李二曲、王船山、傅青主这一些人,也绝不投降满清,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。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,现在又叫洪门,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,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,转到地下去的,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,一直影响到陕西,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,所谓天地会等等,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。

清初顾亭林这些人,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,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,再走考据的路子,叫作“朴学”,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。我们身为中国人,必须要了解“汉学”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。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,是指中国学问。古书上所指的汉学,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,这是顺便介绍的。

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?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: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”自宋朝以后,八百年来,一提到异端,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。这句话不要搞错了,在孔子当时,没有佛家,也没有道家,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。以儒、佛、道三家的文化,作为中国文化中心,是唐代以后的事,所以认为《论语》中异端两个字,是专指佛道而言,则是错误的观念。

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,什么叫“异端”呢?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。“端”就是两头,尖端,两边的头,或多边的头谓之“端”。“异端”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,不走中道的。不但不走中道,而且还标新立异,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。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,也可以说一般的人,大都是喜欢异端的,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。

由养士到考试

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,对于处世大有助益,这篇文章简称《论养士》,苏东坡作的。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——政治哲学领域中,占了重要的地位,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。这篇文章很有意义,它提出了一个原则,讲得非常有道理。

“养士”这个名称,出在战国时代,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,也没有考试制度,一般平民有了知识,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,到他们家里作宾客。过去叫宾客,现在的名称等于“随员”;从唐代到清代叫“幕府”。像曾国藩,不少有本领的人,都在他的幕府里——等于现在的研究室、参谋 、秘书室。现在也有称作幕僚。“六国的养士”就是这样的情形。

那时养士,养些什么人呢?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、辩、勇、力四种人;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,一种用头脑,一种用体力。讨论这四种人,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,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。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,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。

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,社会上天生有智、辩、勇、力这四种人,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——坐着吃人家的——无法役于人。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,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,用头脑非常能干,叫他用劳力就不行,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,要他做劳力就蛮好。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,力气好得很,要他做工,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。所以研究社会、研究政治,要多观察人,然后再读有关的书,才有道理。又像许多人有智,这个智是聪明才智;有许多人有辩术,专门用手段,不走正道,走异端,打鬼主意第一流,正当方法想不出来。但是不要忘了,他也是一个人才,就看老板怎么用他,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。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,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,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。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,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,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,教他去前方打仗、为国牺牲,他怕死了不干,这是有力没有勇。因此苏东坡说智、辩、勇、力四种人,往往需要人家养他,不能自立。不过依恃人家,攀龙附凤,也可以立大功,成大业,教他一个人干,就没有办法。

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,焚书坑儒,不养士了,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,结果怎样呢?反了!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,对这种士怎么办呢?到汉武帝时代,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,那个时代的选举,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——这是西方式的选举。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,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,把地方上公认是贤、良、方、正的人选出来,(以现代名词而言,是人才的分类,贤是贤,良是良,方是方,正是正,不要混为一谈,这是四个范围。)称为孝廉。(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,所以称孝廉。到清朝时,考取了举人,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,那是沿用汉朝的。)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,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,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,就可以定下来。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。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,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,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,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。所谓进士,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,提拔出来,进为国士的意思。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,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,秀才再考举人,举人再考进士,进士第一名是状元。唐代的秀才,也便是进士的通称,凡是学问好的、优秀的,都称秀才。

天下英雄入彀中

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,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,站在最高的台上,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,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: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!”他的意思是说,你看我这一玩,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,再不会去造反了。有功名给你,有官给你做,只要你有本事,尽管来嘛!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。苏轼也说,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,就等于六国时候的“养士”,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。以现在的观点来说,就是智、辩、勇、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,没有很好的归宿,就是社会的大问题,也是政治的大问题。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,又是个问题。起用也是养,退休也是养。讲到养,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,犬马也有所养呀!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,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。智辩勇力之士,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。天生爱捣乱的人,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,他好像活不下去,若不要他捣乱,就得把他引入正途,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。

解释了半天,“异端”就是走特殊思想,不走正路的,走偏道,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。但是,异端有没有用处?仍是有用处的。举个例子来说,汉朝平定天下,汉高祖说,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已。他是指张良、萧何、陈平等,尤其是陈平这个人,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计,他只为汉高祖提过六个建议,还是秘密的建议,后世从历史上知道内容的也只有五次,另外一次到底是什么花样,直到现在无法确定。

所谓奇计者,就是古怪的、特殊的。我们读了历史也就知道,异端不能乱用,还要以德业为基础,异端多半走入术的路子,术就是方法、权术。权术没有德业为基础,就要不得。所以我们再看历史,《史记》记载很清楚,陈平六出奇计,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,但是陈平说了一个预言,他的后代不会太好。人家问他什么原因,他说他喜欢用陰谋,他说:“陰谋者,道家之所忌也。”为天道所忌。果然汉高祖封给他的国,到他孙子手里就亡,他也早知难逃自取灭亡之道。

这个道理,是说明孔子所说的“异端”,并不是宋儒所指佛道两家而言的异端,而是走偏道,喜欢走特殊路子钻牛角尖的异端。所以孔子说:“攻乎异端,斯害也已。”

跟着下来,什么不是异端呢?什么是作人做事应该的道理?

子曰:由!诲,汝知之乎?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

由是名字,子路的名字叫仲由。“诲”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,诲是说教育、教诲。“汝知之乎?”你知道吗?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——一个人要平实,尤其是当主管领人 要注意,懂得就是懂得,不懂就是不懂,这就是最高的智慧。换句话说,不懂的事,不要硬充自己懂,否则就真是愚蠢。

关于这一点,几十年来看得很多。这个时代,很容易犯这个毛病。很多学问,明明不懂的,硬冒充自己懂,这是很严重的错误,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。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成功人物,遇事常说:“我不懂,所以要请教你,由你负责去办,大原则告诉我就行了。”说这话的人就成功了。如果硬充懂就不行,结果一无所成。历史上,古今中外莫不如此。政治的道理也一样,懂就懂,不懂的就是“对不起......我不懂。”这是最高的智慧,也是最高的礼貌。所以我常对出国的学生们说,有一个最高的原则,也是走遍天下的国际礼貌,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国家说:“对不起,我是中国来的,对这件事我不懂,请问应该怎么办?”万万不要认为这样说是丢人,这是最大的礼貌,不会吃亏,尤其做国民外 更用得着,最怕冒充懂,就会失礼。

到这里是为政的大原则,下面文章的气势为之一转,而转到另外一个人。

千里求官只为财

子张学干禄。子曰:多闻阙疑,慎言其余,则寡尤;多见阙殆,慎行其余,则寡悔。言寡尤,行寡悔,禄在其中矣!

子张是孔子的学生,他姓颛孙,名叫师,少孔子四十八岁,是位年轻学生。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。什么叫“干禄”呢?就是怎样去谋生。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。“俸”等于现在的月薪;“禄”有食物配给。禄位是永远的,所以过去重在禄。“干”就是干进、干求;干禄,就是如何拿到禄位。换句话说,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,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,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,直截了当,干脆两个字——干禄;要找饭吃,怎样找公务员当。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,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,想做一个好干部,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,要知识渊博,宜多听、多看、多经验,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。阙就是保留,等着请教人家,讲话要谨慎,不要讲过分的话。本来不懂的事,不要吹上一大堆,好像自己全通,最后根本不通,这就丢人了。如不讲过分的话,不吹牛,就很少过错;多去看,多去经验,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。换句话说,对于模棱两可的事,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:“事到万难须放胆,宜于两可莫粗心。”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,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,不要有过分的行动,这样处世就少后悔。一个人做到讲话很少过错,处世很少后悔,当然行为上就不会有差错的地方。这样去谋生,随便干哪一行都可以,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。

从这一段书中,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育态度,实在了不起,这个学生是来学吃饭的本领,要如何马上找到职业。孔子教了,教他作人的正统道理,也就是求职业的基本条件,我们为人做任何事业,基本条件很要紧,孔子说的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够了。

到这一节为止,上面都是讲为政中关于作人处世的部分,下面高峰突起,就正式讲到政治问题。

哀公问曰:何为则民服?孔子对曰: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。举枉错诸直,则民不服。

哀公是鲁国的国君,孔子自己祖国的君侯,孔子忠君爱国之心是很强的,自己国家的领袖问他怎样使老百姓心服。要注意这个“服”字,含义可说是服从,也可以说绝对服了,不敢反抗,这是重点。以鲁国的国君,问到这样一个问题,是一大笑话。在中国政治的道理,所谓服与不服,在德不在力,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、霸道;道德的使人自然顺服,才是王道。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,你说孔子怎么办?他很婉转的说明这个道理,他说“举直错诸枉,则民服。”这个“举”就是提拔,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。举直,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,包括圣贤、忠诚、有才能的人。“错诸枉”的错等于措,就是把他摆下去,放下去,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,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。相反的,“举枉错诸直”,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,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,而把好人打击下去,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。这是谁都懂的道理,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,就好像说当诸侯、君王的人都不懂,未免太笨了。

但人生经验告诉我们,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情况,就很难讲了。譬如我们平时常会说,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,一定公正,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,就做不到绝对公正。人总会受人情的包围,例如,人家送高帽子,明知是高帽子,仍然觉得蛮舒服的,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公正廉明,真是一种最高的修养。像唐朝的历史中记载,武则天问武三思,朝中谁是忠臣?武三思说,跟我好的都是忠臣。武则天说,你这是什么话?武三思说,我不认识的,怎么知道他好不好?同样的道理,看戏容易作戏难,所以我们批评历史容易,身为当局者时,就真不容易了。因此我们知道孔子答复鲁哀公的话,虽然非常平淡,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难做到的。

下面接着是季康子的问话,我们曾经提到过,季家是鲁国的权臣,后来鲁国就是亡在他们手里,季康子问什么呢?

季康子问:使民敬忠以劝,如之何?子曰:临之以庄,则敬。孝慈,则忠。举善而教不能,则劝。

使民,就是怎样使用群众的意思,在为政的道德上而言,这个动机就有问题,要想使用别人就已经是问题了,他还用了一个当时蛮流行的口头语,敬啊!忠啊!这些都是老子当时所骂的假仁假义。(其实老子并不反对仁义,只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谈的仁义,变成了虚假无实的名词,所以老子反对。)他提到敬与忠两个字,是大问题。敬是尊敬人,忠是忠于事,劝是教导的意思,等于现在所说的“教育”。孔子对于季康子所提这几个大问题,没有批评不对,认为都对。但是孔子告诉他,不要只是空洞的宣传,口头话没有用,天下人的聪明相等,口头骗得了一时,骗不了永久。所以他告诉季康子,接近老百姓,内心要有真正的庄严情操,百姓对你自然就恭敬了。如对人敬礼,只是表面的动作,而内心却是不诚,则敬礼的姿势都不对的,这样的敬礼有什么意义?要内心真正的庄严,尤其对部下、对群众,有发自内心的庄严情操,部下对你自然就恭敬了。“孝慈则忠”,真正爱人,人对你自然尽忠,一个人对部下与群众,付出爱儿女一样的心肠,付出了真情,则没有不收到忠的反应的。如果没有这种慈孝,光是劝导教化是没有用的。“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”,对善的奖励提倡,不作官样文章,诚恳的举善。“教不能”,部下不懂的,并不讨厌他,教他,因为你要作之君,作之师,等于他的长辈,既然作长辈,就是作老师,尽量教他,他自然受感化。

由这里看到答复国君的问话与答复权臣的问话不同之处;都在《为政》篇中,连起来文章又转了一个味道了,所以连贯起来看《论语》文章的编排非常妙。尤其古代文章,几句话在不同时间,不同地点说的,把它连贯起来,而仍能成为一篇曲折有致,蛮讲究结构的文章,它的文学价值,也实在不简单。

治国难!齐家更难!

或谓孔子曰:子奚不为政?子曰:书云“孝乎,唯孝友于兄弟。”施于有政,是亦为政,奚其为为政?

这时候有人说话了。对孔子说,你吹了半天牛,说了许多为政的大道理,头头是道,你自己怎么不出来为政呢?你自己来干嘛!讲到这里,我要特别提醒诸位,以前我们说过《为政》这一篇,被大家解释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,是不大对的,因为孔子不讲政治,只讲为政。拿现代政治哲学来讲,是大原则,并不是政治的一种方法。所以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,他引用了《书经》里的话解释说,《书经》里不是讲过孝道吗!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家人、朋友(社会关系),这也就是政治了。有朋友说自己不得志,我说你有什么不得志?不是员,就是长,他说没有什么长在身,我说你至少是家长呀!这个资格还真不容易,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。孔子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,所以他说,何必一定要出来从事政治工作,才叫作政治呢?

下面讲为政的原则。

子曰: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,小车无軏,其何以行之哉?

这节很重要。为政的道理——言而有信,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读中国历史,对于从政的人,始终要注意一个道理,所谓“百年大计”。一件事情,一个政策下来,要眼光远大,至少须看到百年或几十年以后的变化与发展,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。

天下没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法律或完整无缺的办法。天下事一定会变,而且时时在变,这张桌子今天是新的,十年以后就不新了。不新了该怎么办?今天就要预作最好的、最切合十年后应变的方案。我们看小说,诸葛亮给人补救的方法,都是“锦囊妙计”先放在那里。对为政来讲,这个“锦囊妙计”就是百年大计。不可只顾目前,如只顾目前,事情因时间的发展改变而情况不同,就变成言而无信,结果就是朝令夕改。早上下的命令,晚上认为不对,去赶快改过来,究竟哪个对?老百姓搞不清楚,这就是大问题。所以孔子说作人、处世、对朋友,“信”是很重要的,无“信”是绝对不可以。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,处理事情不多想想,骤下决定,以致随时改变,使部下无所适从,所以孔子说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”

“大车无輗,小车无軏。”輗和軏两个字,是古代车子上的车杆子。大车是牛车,輗就是牛车上一根用来套在牛肩上,中间的大梁子;小车是马车,軏就是马车上挂钩的地方,这都是车子上的关键所在。他说作人也好,处世也好,为政也好,言而有信,是关键所在,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。有如大车的横杆,小车的挂钩,如果没有了它们,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。

讲到这里,本篇快近尾声。子张,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来问谋生办法的子张,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:

子张问:十世可知也?子曰: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。

现在说十世的问题。先说世,什么是世?西方的观念,一百年为一世纪,西方文化以耶稣诞生那一年(约在我国汉朝的时候)开始为纪元——第一年。现在为一九七四年,又称二十世纪。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,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,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事,一个当祖父的,不应该与孙子平行,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,这实在痛心。这暂且不提,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一世纪,而中国文化过去的世,小的单位以三十年为一世,这是一个时间的代表单位,后来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单位了。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。所以每说到“世”的问题,常以“十世”表示久远。唐代以后,佛学进了中国,又有“三世”之说,什么叫“三世”呢?过去、现在、未来,就叫“三世”。几千万年前是过去,前一秒钟也是过去的;现在就是现在;未来,此后的一秒钟是未来,以后的千百万年也是未来。这就叫“三世”——是佛学的名称;儒学则称之为“十世”。这里《论语》上的十世,等于说千秋以后将来的世代。

子张问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,预言将来怎么演变,孔子在这里讲到夏、商、周三世,只是引用过去以代表将来。子张问孔子将来时代的演变知不知道?孔子说知道。怎么会知道呢?孔子说殷商的文化是哪里来的,是由夏朝的文化演变而来。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,夏朝原有的文化,有的减损了,有的增益了。但增益也好,减损也好,总由前面的历史迹象而来,必须要变才变。殷商以后是周朝,所以周朝文化,又是从殷商渐变而来的。我们现在说传统文化,所谓传统,就是这样在一个系统中渐变传下来的,并不是顽固得一定永远保留原来的样子,才叫传统。所以周朝就因为殷礼——殷商的文化,演变成周朝的文化。那么从周朝的文化,也可以看到前朝,殷商文化的对与不对,而有所改变。“其或继周者”,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,这意思就是说,周代的文化也是要变的,而将来的历史演变,不必说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,就是千百万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,也可以知道。孔子并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,也不是先知,换句话说,是他要人凭借智慧,多读历史,就知道过去。既然用上述的法则,循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知道过去,用同一法则,也就能知道未来。以前提到过, 故而知新,也是这个道理。历史的演变,不会突然的,都是渐变而来的。所以将来的历史,未来的时代,明天怎么样?几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。

下一段把为政的道理讲完了,每篇都有一个结论,但是本篇的这个结论,非常有意思。

高明之家鬼瞰其室

子曰:非其鬼而祭之,谄也。见义不为,无勇也。

为什么把这两句话作为《为政》篇的结论?而且为什么提到鬼呢?中国文化讲孝道,敬祖宗,就要拜鬼了。所以鬼在这里,不是一般人讲的魔鬼,而是祖宗的灵魂。要拜鬼,要拜自己的鬼,还是拜别人的鬼呢?这句话的意思很妙,很幽默,也很深远,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马屁(谄媚),不知从何说起才对。

因为夏朝的文化尚忠,殷朝的文化尚质。但是殷也尚鬼,那时社会的风气,每个人都诚恳老实,迷信的成分也多;周则尚文,才注重人文文化。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,这是上古历史文化演变有名的转捩点,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鬼以后,第二句就说:“见义不为,无勇也。”看到应该做的事情,不敢去做,没有勇气。没有智、仁、勇就无法从政,换句话说,也不应该从政。

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,对许多事情,明明知道应该做,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。我们作人也是这样,“看得破,忍不过。想得到,做不来。”譬如抽香烟,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,是不应该抽,这是“看得破”,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——“忍不过”。对于许多事,理论上认为都对,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,这就是“想得到,做不来。”对个人的前途这样,对天下事也是这样。这是一个重要问题,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,要智、仁、勇齐备,看到该做的就去做,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。尽忠义,要见义勇为。所以把这句话加在《为政》篇的最后,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——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;要有人溺己溺,人饥己饥的胸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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